二
    唐朝度支使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唐天子要任命第五琦作度支使？前文讲得过于简略。这里稍作补充。
    唐朝建立后，实行的是户部理财（见拙文：《汉唐财政职官体制的三次变革》，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1））， 也就是尚书户部长官（尚书、侍郎）统率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职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令”（《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其中，户部司主管户口、土地、赋役等大体属于财政收入方面的政务；度支司主管财赋的分配、供应、运输等大体属于财政支出方面的政务。此二司是尚书户部所属最重要的职能部门。至于金部和仓部，不过是负责金银玉帛和粮食货物的保管出纳机构。其他与财政相关的司农寺、太府寺等，则是根据政令执掌某些财政事务的机关。这样的财务行政体制，在正常运行百余年之后，到开元天宝时出现破绽。首先是户部司因均田制破坏、户口逃亡、色役伪滥而职事逐渐弛废，于是，天子设置括地、户口、租庸等使职代行其职务。接着，度支司的转运职事变繁，于是有水陆运使、江淮都转运使的产生。不过，那时度支司受到的冲击不如户部司那样大，有关财赋分配和供应的“支计”权力，仍掌握在手。唐朝财务行政体制完全崩溃，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因而主要财政使职的产生也必然与之相适应。
    安史乱起，两京陷落。肃宗在灵武建立流亡政府时，“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披草莱，立朝廷，制度革创”（《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条。），所授户部尚书乃是领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李光弼，哪里还有什么户部理财可言！又据史籍记载：
    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条、九月条、二月条。）。
    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服之后，府库一空。所在屯师，用度不足（《通典》，卷十一，《食货·杂税》。）。
    自至德、乾元以后，所在军兴，赋税无度，帑藏给纳，多务因循（《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
    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史得专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条、九月条、二月条。）。
    这些记载说明，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财政支出却需要大量增加，而原来那套财政职官及其财赋收支制度已荡然无存。因此，至德元载（756）十月第五琦在彭原见肃宗， “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李）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月条。）时，肃宗立即采纳，拜第五琦为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当时，宰相房琯不赞成任用第五琦，肃宗回答说：“今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房琯无言以对（《大唐新语》，卷十，《厘革》。《唐会要》，卷八四，《租庸使》同。）。第五琦原是青州北海郡录事参军七品官，现在以八品监察御史为江淮租庸使，可能因为品秩过低，故不久迁其本官为六品上的司虞员外郎，同时由于征运租庸，必须与河南、山南东西、江南西、淮南等五道节镇发生关系，为了便于工作，又加河南（或称山南）等五道支度使。肃宗任命第五琦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取财”，收集财赋以应急。第五琦也不辱使命，能够“促办应卒，事无违阙”（《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可能是出于对第五琦政绩的肯定，并提高其威信，大约在至德二年，肃宗又将第五琦的本官迁升为司金郎中（从五品上）兼侍御史。这年九月，凭借回纥骑兵收复长安。接着又收复潼关、陕州。十月安庆绪退出洛阳，唐军进据东都。肃宗回到长安，唐王朝从形式上看算是恢复起来了。可是，“比者，时谷翔贵，薪刍不给，困穷之极”（《全唐文》，卷四二，肃宗：《御丹凤楼大赦制》。）。因此，不得不进一步依靠第五琦谋求扩大财源。乾元元年三月迁第五琦为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从四品下），并加盐铁、转运等使。稍后又加铸钱使。于是，第五琦创榷盐法，使“上用以饶”（《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改铸大额新钱，使“百官、六军沾赉有差”（《资治通鉴》，卷二二○，乾元元年十月条。）。至此，第五琦以使职名义执掌着唐王朝的租庸、榷盐、铸钱、转运等项财政权力。不过，这些主要是属于原户部司所管财政收入职事。随着财赋收入的稍许改善，便出现如何安排和控制支出问题。
    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其中河南等道支度使和转运、租庸、盐铁、铸钱诸使是承前继任。这次新授的主要是专判度支，即度支使的首次设置；至于司农、太府出纳使是与度支使职事相关的，馆驿使则是出于转运需要而设的。为什么肃宗要新置度支使呢？其用意显然是要把原属度支司所辖财政支出大权也交由第五琦执掌。这除了可从同时兼任司农、太府出纳使以控制支出而得到说明外，还有下列两条材料也能旁证。
    乾元元年，外官给半料与职田，京官不给，仍敕度支，使量闲剧，[分]（司）给手力课（《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据《册府元龟》，卷五○六，《邦计部·俸禄二》、《通典》，卷三五，《职官·禄秩》，“分”乃“司”之误。）。
    ……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唐会要》，卷五九，《度支使》；《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大历十四年条。）。
    前一条说明乾元元年京官各司之手力课钱是由度支供给，而当时的度支应是第五琦专判的度支。后一条是杨炎奏语，更确切地证明，任度支使的第五琦，因为执掌着租赋的支出权，才有由于不能节制京师豪将的求取而奏请尽贮于大盈库之举。杨炎此奏，《资治通鉴》载于大历十四年（779年），上溯20年，为乾元二年（759年）即第五琦专判度支的第二年。这两条材料说明，肃宗设置的度支使，确实执掌着国家财政的支出大权。
    度支使的设置，虽然旨在执掌国家财政支出权力，但是从任使者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一段时间内，却集财政收入和支出大权于一身。第五琦任度支使的同时，兼任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铸钱使、司农太府出纳使、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山南等道馆驿使，既掌财政支出，又管财政收入。其后，乾元二年（759 年）十二月吕諲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度支使和转运使；上元元年（760 年）五月刘晏以户部侍郎任度支、盐铁、铸钱等使；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一月）元载以户部侍郎任度支、铸钱、盐铁、江淮转运等使；宝应元年（762 年）建辰月（三月）元载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仍充度支、转运等使；宝应元年六月刘晏复以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广德二年（764年）正月第五琦复以户部侍郎充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等使， 这段时间的任使者，都是兼掌财政收入和支出大权。到永泰二年（766 年），度支使与转运使开始分别由二人担任，国家财政的管理办法有所改变，度支使的权力才有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