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讨论度支使的产生，不能不涉及对开元天宝时别官判知度支的看法问题。前文已有所论述，这里再作一些补充。
    《唐会要》卷五九《别官判度支》载有开元天宝的三次别官判知度支：
    开元二十二年九月，肖炅除太府卿，知度支事。
    开元二十三年八月，李元祐除太府卿，知度支事。
    天宝七载，杨钊除给事中，兼御史中丞，权判度支（新旧《唐书·杨国忠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邦计部总序》皆作“专判度支”，而《全唐文》卷二五玄宗《授杨国忠右相制》，举其前衔曰“判度支”，授右相后“仍判度支”，均无“专”字，也无“权”字。应以授制为准。）。
    并且说：
    开元以后，时事多故，遂有他官来判者，或尚书、侍郎专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使，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当度支使。虽名称不同，其事一也。
    如果根据苏冕这段话，把开元天宝的三人判知度支列入度支使，也可以解释得过去。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又觉得还有讨论余地。
    “开元以后”，所指时间范围，从《别官判度支》条全文来看，应是从开元到贞元。因此，后文所讲别官判度支情况，就不应认为开元天宝时都已具备。从苏冕所记开元天宝三次别官判度支来看，这时就没有“尚书侍郎专判”；其名称只有“知度支事”、“判度支”而没有“度支使”、“判度支使”、“勾当度支使”。这些开元天宝时未出现的情况，显然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才有的。可见，别官判度支的情况，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虽名称不同，其事一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不同名称的判度支，其职事（掌钱谷）相同；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不同名称的判度支都属于差遣官，其职官性质一样。如果认为这些不同名称的判度支都是度支使，那就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因为涉及一个安史之乱爆发后作为使职的判知官（即未加“使”名的使职）与唐初以来的判知之官的区别问题。
    杜佑在《通典》中曾指出：“神龙初，官复旧号。二年三月，又置员外官二千余人。于是，遂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之官。”自注云：“皆是诏除，而非正命。”（《通典》，卷一九，《职官总序》。）《新唐书·百官志序》云：“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可见，唐代官制中早已存在一种非本制的判知之官。判，表示判处某官事，“中唐偶用”（岑仲勉：《隋唐史》，卷下，53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天授二年（691年）九月丁酉， 狄仁杰转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便是一例。知，表示“知某官事”（《通典》，卷一九，《职官总序》。），唐初已有使用。贞观时的参知政事、参知机务，便是皇帝特命三省长官以外的官员参预宰相职事。例如贞观十三年十一月刘洎以黄门侍郎参知政事，二十二年正月崔仁师以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新唐书》，卷二，《太宗纪》。）。那时的判知官，是一种兼官（这里说的“兼”，不是“欠一阶之兼”，而是“两职事之兼”（《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上例的狄仁杰便是以地官侍郎兼判处地官尚书事，同时又有宰相的差遣职；刘洎、崔仁师便是以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兼预宰相职事。“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这是说诸司官知政事的，午前参预处理宰相职事之后，午后还要回到本司处理本官分内职事。这就充分说明宰相只是他的兼职。其他判知官，恐怕也是既要参掌兼任的判知职事，又要负责本官分内之事，也都是兼职。至于有称“开元以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知政官）不归本司”（《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这种似不兼顾本官职事的现象，可能有一定特殊性，由于当时“宰臣数少”而仅仅在知政事这一个范围存在。为什么这样判断呢？因为作为兼职的判知官，其他地方仍然见得到。《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元年九月刘幽求以尚书左仆射为宰相后，十一月乙丑“兼知侍中”；开元十一年五月己已，王睃为朔方节度使，“兼知河北郡、陇右、河西兵马使”；开元二十六年五月乙酉，宰相李林甫遥领河西节度使，“兼判梁州事”。从这些判知官并加“兼”字表明，开元时的判知官还是一种兼职，和唐初以来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不同。由此看来，开元时判知官“不归本司”并不是普遍现象。现在，让我们再来具体考察一下《唐会要·别官判度支》提到的那三位判知度支。肖炅（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一九，《刑尚》认为，肖炤即炅，字隐之。）、李元祐，两《唐书》无传，其散见事迹无从看出其知度支的具体情况，然而在他们之后判度支的杨钊却有迹可寻。杨钊于天宝七载（748年）以给事中兼御史中丞判度支事。 至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任右相（中书令， 天宝元载二月改称右相）兼文部尚书（吏部，天宝十一载正月改称文部）仍判度支（《全唐文》，卷二五，玄宗：《授杨国忠右相制》。）。这时，他不仅掌宰相职事，而且亲自铨选官员，执行其本官文部尚书职权（《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可见其判度支是兼官无疑。既然天宝时杨国忠判度支还是兼官，那么在他之前，开元时肖炅、李无祐知度支必不会超出兼官范围。
    开元天宝时的判知度支既是兼官，那就和使职有重要区别。众所周知，使职，无论有“使”名的还是不带“使”名的，却不是兼官。使职的本官只是作为“寄官资之崇卑”（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五八，《职官志》条。）的标志，没有实职意义；使官不须归本司处理本官分内职事。所以，不能把开元天宝时的判知度支视为度支使，而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以户部侍郎专判度支，才可以说是度支使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