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会进化论。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目的在于阐明变法改革为当今必然之势。康有为从《新学伪经考》到《大同书》,阐述了他的进化史观。前者根据公羊三世说,阐明社会将沿着“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到“太平世”(民主共和)三个阶段进化发展,并指出当今之世即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后者把西方的理论学说附会于儒家学说,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并认定人类社会必将进入“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严复则通过介绍赫胥黎等人的著作,阐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认为进化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奋起求存,势必被“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国灭种。社会进化论是维新派倡导变法改革的理论根据,洋务派则未曾提出过。 第三,托古改制。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假托孔子的权威,以推行变法改革。这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康有为传统意识在政治上的表现。为了减少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打起“托古改制”的旗帜,把民权、议院、选举、民主都附会于孔子身上,“为孔子所创制”,其目的如梁启超所说:“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之意味也”。(27)为了推行变法,康有为又借助君主的权威,打起“君权变法”的旗号,一再上书,以推动光绪帝主持变法。“托古改制”与“君权变法”,是维新派的独创,也是他们的旗帜和武器。 第四,中西会通。康、梁、谭等维新派领袖长期受过封建儒学的熏陶,又接受了西学,于是在构造他们的思想体系时,采取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立场。并在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冲突中寻求中西会通的途径,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如把儒学中的仁爱与西学中的博爱,儒学中的“天下大公”,小康大同与西学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儒学中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的民权主义,公羊三世说中的“升平世”与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中国的变法改革与日俄等国的变政维新等结合起来大胆探索,从各方面会通中西,以形成维新派的变法理论。比起洋务派,是个重大的发展和提高。 第五,合群立会。为了推行变法,维新派特别强调“合群”。他们大胆地突破儒家所谓“无党无偏”,“君子不党”的思想樊篱,创办学堂,成立学会。康有为认为,“群人共学,学则智,群则强”,要变法维新,就要“合众人之才力”,“合众人之心思”。(28)梁启超、严复都强调“合群”,“立会”的重要性。经过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群体意识日趋浓厚,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这是洋务派不敢、也未能倡导的。 最后,政治改革。维新派宣传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赞美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说,认为“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平等之意,用人之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29)他从《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增设训议之官”,到《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民权政治思想日趋明朗。到《上清帝第五书》以后,便系统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主张。谭嗣同更勇敢,更大胆,猛烈抨击封建的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将君主譬作“独夫民贼”,“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主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30)于是他呼号“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主张“废君统,昌民主”。梁启超鼓吹民权论不遗余力,“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他把24朝君主斥之为“民贼”,指出中国致弱之根源,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他断言“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31)严复介绍和宣传西方的民权思想,是维新派中的佼佼者。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32)他赞美议会制度,倡导“设议院”,以集众人之智力,兴邦治国。维新派激烈的政治主张,是洋务派不敢想象的,且是他们坚决反对和抵制的,就是早期维新派也不敢倡导。 到“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为了争取光绪帝主持变法,争取帝党、洋务派参与变法,减少来自顽固派、后党的阻力而改变激进的政治改革主张。但这不会也不能否定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功绩和进步意义。 四 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一个阶梯上升到另一个阶梯,前一个运动为后一个运动创造前提条件,后一个运动在此基础上接续前进。虽然有曲折反复,错杂不齐,但总有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维新运动对于洋务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洋务运动孕育了维新运动,并为之开辟了前进道路,奠定了物质的、思想的基础。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汲取、扬弃和超越,是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改革。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变与变法。洋务派与维新派都鼓吹“变”,“祖宗成法”必须“变”。怎样“变”?洋务派只主张小变,渐变,部分变,修补破屋,不使倾倒;维新派则要“大变,全变,骤变”,另起炉灶,重建大厦。“变”什么?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变器不变道”,对于西学西政,“遗其体而求用”;维新派则主张“变器”又“变体”、“变道”,要全面效法西学西政,改变传统制度。目的何在?洋务派为了“自强”,“靖内寇”,“御外侮”;维新派为了“参政”,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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