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降，英、俄、日、法、德、葡、挪威等国都曾对中国沿海渔业有所觊觎，惟对华侵渔最猖獗的还是日本。民国时期，日本侵渔一度成为重大外交事件。民国北京政府及当时社会各界为反对日人侵渔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斗争对于抵制日人侵渔起了某些积极作用，并对中国领海观念发展和领海制度建设起了刺激作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的抵制措施成效有限，无法阻挡日人侵渔步伐。
    有关日本侵渔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研究，但多是涉及外人侵渔活动状况及其危害，而对因此引起的社会反应及政府应对、中外渔业交涉等问题关注不足。日本侵渔问题产生后，中国人就给予关注。如邵羲的《论渤海湾渔业权》(《外交报》第283期，1910年7月31日)。真正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还是民国时期李士豪、屈若搴所著《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及李士豪著《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这两本著作均有相当篇幅涉及外人侵渔问题，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此后，中国学界长期未关注此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改观。目前学界成果主要在水产志和渔业史方面。如，张锡纯主编：《山东省水产志资料长编》(山东省水产志编辑委员会1986年版)、《上海渔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渔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青岛市水产局编：《青岛市水产志》(青岛出版社1994年版)等，以及张震东、杨金森编著《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福建省水产学会《福建渔业史》编委会编：《福建渔业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郭振民：《嵊泗文史资料：嵊泗渔业史话》(海洋出版社1995年版)等。刘利民的《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有专门章节考察近代列强对华侵渔尤其是日本对华侵渔状况。论文方面，如都樾、王卫平的《张謇与中国渔业近代化》(《中国农史》2009年第4期)，考察了张謇创办近代新式渔轮以抵制外轮侵渔等活动；谢小琴的《民国早期日本对中国沿海侵渔及其影响——以1924年日船越界捕鱼案为中心》(《黑龙江史志》第15期，2010年8月8日)，以个案的形式探讨了当时日本越界侵渔情况及其影响；陈冠任的《盟军总部与中日渔权争议(1945-1952)》(台北《国史馆馆刊》第27期，2011年3月)，深入考察了战后国民政府与盟总围绕日本侵渔发生的交涉；刘利民的《论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侵渔及其特点、影响》(《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亦专题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侵渔问题。但上述成果多倾向于研究日人侵渔活动及危害，而对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应及政府应对等探讨较少。本文拟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如何应对日本侵渔问题进行考察。
    一、日本侵渔活动猖獗与民国北京政府的抗议
    在所有外人侵渔事件中，日本最猖獗、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自1905年强租旅大开始，日本侵渔行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渔轮频繁出没于中国沿海。当然，清末时期，日本对华侵渔范围还主要局限于黄、渤海区域，侵渔规模也有限，可以说是日本对华侵渔的开端。①日本控制朝鲜后，开始积极排斥中国在黄海的渔权，又直接对渤海湾一带侵渔，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海权、渔权，遭到了清政府的反对。但当时清政府并未采取有力措施，多以外交抗议为主，故收效甚微，日本侵渔反而变本加厉。民国时期，日本的侵渔范围逐步扩大，猖獗程度更甚于清末，日轮侵渔案成为中日交涉的重要内容。不仅北京政府频频向日方提出抗议，中国社会各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日本的严重侵渔行为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亦促使了国人领海渔权意识的觉醒，加速了中国的领海制度建设。②
    民国时期，日本渔轮对华侵渔程度加剧与其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为了保护近海渔业，制定了一系列取缔汽船捕鱼规则。从1911年开始划定禁止汽船捕鱼区域，“即划定日本沿海之一定区域内，不准渔轮曳网捕鱼”，后又多次修改规则，扩大禁止区域，实际上等于将这些渔轮驱赶到远处捕鱼。1914年，规定“其捕鱼地点，不得在‘东经一百三十度以东朝鲜沿岸禁止区域以内’，无形中即以渤海、黄海为其渔轮捕鱼之唯一区域”。1917年又修改规则，“规定船数为七十只，新造船须在二百吨以上，速率十一浬，续航力二千浬以上”。1924年修改规则，“对内地及黄、渤、东各海以外之海面不适用七十只之限定，即该规则认出渔于中国南海之渔船不加以限定”。③正是在日本政府的渔业政策驱使下，日本渔轮到中国沿海侵渔日益猖獗。
    民国初年，日本对华侵渔仍多集中在中国北方水域。如1915年，山东蓬莱县渔民报告，日人数年一直在砣矶、黑山等岛捕鱼。1918年，又有人发现日渔轮在大沽口捕鱼售鱼。④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侵渔的范围和规模都扩大了。日本渔轮逐渐深入到江浙、闽粤等沿海侵渔。如1922年12月，农商部收到广东琼崖王树人的电报，称：“日人勾结国贼何瑞年等以承垦西沙群岛名义，瞒呈省署立案，嗣后日船载来日人、台湾人二百余名从事渔盐，驱逐琼人。”⑤这一时期，自北至南，凡中国沿海重要渔场均可见日轮侵渔身影。“日本在我国沿海侵渔根据地，在北为大连、青岛，中部为上海，南为香港、台湾”。⑥
    旅大是日本对华侵渔的老根据地。自日俄战争后，旅大转租给日本，日本渔轮纷纷开入此租借地水域。此后，日本侵渔活动“日盛一日”。1906年就有400余艘渔船跑到这一带侵渔。1907年更多达500余艘，“渔人之从日本来者源源不绝”。⑦日本渔民不仅在旅大租借地内水域捕鱼，而且逐渐侵捕至界外，旅大成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沿海侵渔基地。民国时期，这一侵渔基地依然发挥重要作用。有人甚至认为，“大连在九一八以前，为日本在此方唯一的根据地，渔船制造业及渔获物贩卖市场均占北方渔业中重要地位”。⑧
    青岛是日本在民国初年开辟的黄海侵渔基地。1913年10月，日本汽船拖网株式会社经德国青岛当局许可开始进入此地。第二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青岛。日本渔民大批尾随而至。日据青岛后，日轮以此为根据地，侵入山东沿海及江苏海州一带。1915年至1921年间，每年到此捕鱼的日本渔民在400名至600名之间。⑨1922年，日本在青岛的军事统治结束，但侵渔行为并未收敛，此后每年仍有百余艘渔轮自由进出该港，获利甚厚。⑩
    上海是日人在东海侵渔的基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日人在上海建立了侵渔基地。江浙沿海渔业资源丰富，日人对此垂涎已久。在侵入渤海湾捕鱼未受到有效制止之后，日轮更加猖獗，逐渐侵捕江浙一带沿海。“查日轮越捕，始及山东，继入苏省”。(11)在1925年前后，日本侵渔船只就开始侵入此地，并尝试运沪销售。(12)该年4月，有日本新式渔轮“大顺”、“天理”两艘侵捕苏省沿海鱼类，并运沪销售，“已引起渔业界之极大恐慌”。5月，又有大渔轮“海福丸”等3艘在长江口外花鸟山北2海里处大肆侵捕，获鱼20万斤。渔业界惊呼：“上年渤海湾之前车又复现于苏省。”(13)此后，日本渔轮公然以上海为侵渔基地，侵捕华东沿海渔业。1926年7月11日《申报》载：“江浙洋面，外人侵渔，本年尤甚。日本手缲(操)网机船自由沿海侵捕，公然运沪销售。”(14)
    至于华南沿海，日人主要以台湾和香港为基地。日本割占台湾后，在台湾总督府内设置水产课专管渔业，组织蓬莱渔业公司，攫取台湾渔业资源。此后，日人开始觊觎福建沿海渔业。1915年，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之后，更极力侵占福建渔业。厦门、泉州等地经常可见日本渔轮的身影。尤其是自1926年3月5日台湾总督府宣布渔轮及手操网机船等之禁渔区域后，日本渔轮到闽粤沿海侵渔者日见增多。有舆论指出：“日本渔船，侵入我闽海捕鱼，已非一日。近乃变本加厉，一方既私擅捕鱼，一方又以渔船私运货件，入我内地，偷漏关税。”(15)香港作为日本侵渔基地始于1925年，当时台湾蓬莱渔业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第二年日本人在香港设立南华渔业公司。此后日本渔轮利用香港为基地，在东海、南海沿海侵渔，获渔甚丰，例如1930年渔获额达到100万元。(16)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日人在中国沿海侵渔已经形成自北向南、以点带面、全方位侵捕的格局。
    日本渔轮侵渔猖獗，严重破坏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影响了中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和沿海渔民生计，侵犯了中国领海主权，甚至危及中国国防安全。民国时期海军部指出：“江浙闽粤沿海，屡次发现日本渔轮，侵入我国领海捕鱼，及盗采海产，致本国渔业日益衰落，影响沿海居民生计，至深且巨。”(17)可见，政府部门对于日人侵渔的危害性也有明确认识。
    日本一再在华侵渔，自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最先引起民国北京政府注意的是1924年日轮侵渔山东沿海事件。这年3月以后，日本渔轮陡然多次在山东渤海湾一带侵渔。(18)8月31日，山东实业厅长陈藻呈报农商部：“查日船‘满光丸’等自五月一日侵入渤海捕鱼约四十余只，始至蓬莱，转入黄县屺岛(后文中“鸡岛”、“屺坶岛”或“屹坶岛”，均系同一岛名——笔者注)，调派炮舰两艘，前往驱逐，日船遂退出黄境，又折入掖县，复派炮舰跟追，始完全退出领海，计在我领海约三十余日。”(19)
    日轮侵渔渤海湾并非始于此时，但此次侵渔更为猖獗。“从前日人虽有潜行捕鱼之举，然尚不敢如此横行。自本年三月间陡来日本汽机渔轮帆船多艘，公然在渤海湾内任意捕鱼，且将吾国渔人所布之网绳钩线拖拉毁损殆尽……”(20)日本渔轮公然侵渔渤海湾山东沿海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烟台交涉员当即向日领交涉，提出三项要求：“一、渔民损失，由日船赔偿；二、日本渔船嗣后不得再侵入领海；三、日领馆警察私庇日船，加以惩戒。”而日领认为日船并未侵入中国领海捕鱼，予以回绝。中方当即提出日船侵入中国领海的证明予以驳斥：“‘满光丸’在长山岛海面捕鱼被中国炮舰查获，该日船情愿认罚六百元，复向屺岛捕鱼，此可为证明者一。五月二十九日日船‘第八隼丸’、‘第五隼丸’等号在屺岛捕鱼，被‘海骏’炮船捕获二只，及在船日人，有日领署警察签字领回为凭。此可为证者二。日船‘满光丸’等号在领海所捕之鱼，除运回本国者外，并常将所余者沿岸售卖，人人共见，此可为证者三。中国渔户沿岸下网，向不能在三海涅[里]之外，而所下网具竟被日船拉去，及日船铁网损毁者无算，此可为证者四。”但日本领事“仍强词掩饰”。鉴于日领毫无诚意，烟台交涉员只好一面请求海军派舰护渔，一面将交涉情形上报。(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