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规定，“退还”庚款专用于派遣赴美留学生和赴美留学预备学堂。清政府外务部与学部联合制定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计划》和《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决定：
    1.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负责考选、派遣学生。2.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肄业馆一所，为各省已经选取的留学生出国预备部，聘请美籍教师任教培训。“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3.考选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20岁以下，一类为15岁以下，两类都需国文通达，身体强壮，品行纯正，相貌端庄。此外，前者要求英语水平，后类则要求资禀特异。每年在全国选拔300名送肄业馆培训， 经考核择优50名送赴美国留学。4.在美国已学习两年以上的自费生，经驻美出使大臣或驻美留学生监督推荐，成绩优异，景况困苦者可享受庚款津贴。5.专设驻美监督，管理留美学生。〔11〕
    1909年6月，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正式成立。8月，游美学务处第一次招考，640名应试者中考取了47名赴美留学生（另有3名贵族官僚子弟同往）；1910年7月第二次招考，有70名考中；1911年7月第三次招考，录取了63名。这样，用庚款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共183名。
    1909年8月，经外务部、学部“奏准”， 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拨给游美学务处。经过一番筹备，1911 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全都迁入清华园，并经清政府同意，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作为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学校。学校设高等、初等两科，其中高等科毕业生全部资送留美。从1916年开始，大约每隔一年，还招收一次女生和专科生直接资送留美。从1911年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撤销，共计派送留美学生1289人〔12〕，资助自费留学生475人。〔13〕1925年9月，清华正式设立大学部，开始由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1933年后，选派赴美留学生也改在全国公开招考，清华这一庚款学校的特殊使命在形式上随之宣告结束。
    清华学堂作为美国精心建立的庚款学校，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密控制，校内一切事务均须“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1917年8月， 清政府按照美国公使的旨意，颁令成立了“清华学校基金会委员会”，由外务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下设“清华学校董事会”。董事会唯美国公使之命是从，实际上成为美国公使直接控制清华的工具。约占全体教员半数以上的美籍教师成为学校最有影响的势力，中国教师稍有相悖，定遭厄运。例如，教务长胡敦复就因为主张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而与美籍教员瓦尔德的意见发生分歧，最后被迫辞职。
    清华学校在美国的控制下，办学方向是培养留美预备生，希望清华“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14〕。为此，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完全照搬美国，行政组织也完全模仿美国，甚至有“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来”〔15〕的口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参观清华后说：“清华学校恰象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16〕
    清华从1911年至1929年所派留学生中，以学习理工农医等科为主，兼顾文史哲。客观地说，清华留美生出国后多数能够勤奋学习，加上学习条件优于国内，一般说来都学有所成。在1289名学生中，有254 人获博士学位，544人获硕士学位，两项相加，占其总数的60%以上。 回国后，居社会领导地位者也很多。
    美国“退款兴学”计划的实施扭转了当年埃德蒙·詹姆士感到焦虑的那种形势，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上升。据1921至1925年的统计，中国留学生中去日本的仍占第一位，计1075人，占总数的41.51%； 但美国已经很快升至第二位，计934人，占总数的33.85%。同一时期，美国吸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若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则已占有绝对优势。〔17〕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退款兴学”计划实施不过十余年，中国的“留学潮”就已经被引向了美国。这一趋势的发展，使北京政府也生出许多忧虑，提出“当限制人数，勿使人数过多，潜植一国之精神势力”〔18〕。难怪1925年后，列强各国开始领略美国“退款兴学”的深意，纷纷起而效尤。
    三
    客观地讲，绝大多数庚款学生是抱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态度赴美留学的，而此时的美国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完成，美国人正在拼命追求工业主义和生产的合理化与科学化，实用主义成为美国新兴的时髦哲学，进步主义则成为知识界奉行的教条。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留美学生也熏染了现代西方物质文明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追求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功利主义及科学救国等不同的思想倾向。
    胡适是庚款留美学生中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1910年7月，胡适考取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 在七年的留学生涯中，自认为最得意处是体验了所谓的“美国精神”。1915年，胡适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杜威的指导下专攻哲学。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他准备以实验主义“历史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去对待中国社会实际，并想以此作为思想武器去打破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而发展自己心目中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由此产生了双重的结果，一方面是他能以“历史”的“实验”的态度首倡白话文，参加文学革命，反对封建专制，鼓吹以思想解放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并在中国创立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学术体系；而另一方面是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政治改良。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胡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养成劳动者对资本家的“阶级仇恨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