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终生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居，这也是以实验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他倾心地崇拜美国精神，核心是拜服于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他常常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在中国也实现类似于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他对美国对华文化政策欣赏倍至。1947年底，胡适被聘为中美教育基金董事会顾问，他就此专门发表谈话，说美国设立中美教育基金是“具有远见”的，“对促进中美友谊，贡献殊大，中国一般学校固蒙其惠，即特别受到补助者，如协和医院，各教会学校，其受惠者仍为中国人，此固无可厚非”〔20〕。他在为金陵大学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题写的诗句中，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对美国文化侵略政策的态度。诗云：“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道‘欢迎’！”〔21〕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以致使自己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当然，胡适所代表的，只是庚款学生中的一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大多数的庚款留美学生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走上了与胡适并不相同的道路。他们有的立志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有的还直接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科学社。1914年6月，在哈佛和康奈尔大学读书的赵元任、竺可桢、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等人筹备组织科学社（Science Society）， 并出版了科学杂志。翌年4月，该社正式成立，明确宣布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 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1918年，科学社总社由美国迁回南京，后又迁到上海，更为积极地展开了中国的科学教育运动，并建立了“明复图书馆”。经多方努力，收集各种科学书籍数万册，中外杂志几百种。到1932年秋，该社在全国发展到1400余人。在近代中国出现的许多学术性团体中，中国科学社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新知识，推动中国自身科学研究的发展，整理传统科学遗产资料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庚款留学生中也还涌现出一大批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施滉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施滉，云南人，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后，与冀朝鼎等人组织了“唯真学会”。他们注重实际，不仅自己参加体力劳动，并且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经常到学校附近驴车夫、洋车夫等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去调查和体验生活。1920年“五一”节前夕，他们编印了《劳动者》，在下层民众中散发。1923年，施滉又和冀朝鼎等人在唯真会内成立了名为“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针对当时清华学生中“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救国”的口号，成为清华学生进步活动的倡导者。〔22〕1924年1月施滉等人前往广州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们，美国是帝国主义，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也好，但不要学它。这次会见给他们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还见到了李大钊，通过交谈，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此后，他们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政治觉悟不断提高。1924年出国前夕，李大钊又叮嘱他们要注意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特别指出留学生应该热爱祖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施滉和“超桃社”全体成员到达美国后，在留学生和华侨中积极展开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当时庚款赴美留学生中思想比较混乱，清华1922级一小部分学生组成的“大江社”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势力较大。他们标榜“国家主义”，在留学生中进行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并伐战争等活动。施滉团结广大学生，与“大江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逐渐赢得同学们的信任。不久，他们都参加了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
    1927年，施滉在美国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第二年被派到苏联学习，尔后在赤色职工国际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施滉回到了祖国，先是在中央翻译科工作，后被派到香港海员工会，并曾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和省委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在北京艺专被捕后英勇牺牲，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成为清华留美学生的光辉榜样。
    四
    美国朝野上下都曾对“退款兴学”发出一片赞美之声，津津乐道美国“坚持正义”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如罗脱在致梁诚的照会中说：这表示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之睦谊”。柔克义则宣称，退款一事，“系因两国友谊所致”。还有人说什么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是“在自由的处女地上下种，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23〕，等等。中国政府尽管也曾对于退款没有能够“本末相权，款归实济”抱有不满，对于美国“退款兴学”的真实用心也并非毫无察觉，但终归还是感激美国的。在致美国的国书中，称颂美国与中国“通好以来，交谊最为敦笃，此次减收，……仁声义向，遐迩同钦”。唐绍仪于1908年11月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教育中的美国精神》的文章，赞美“退款兴学”是“明智之举”〔24〕。汪康年则云：“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以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25〕这些评论，有些虽不免为故作溢美之辞的官样文章，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同时，似乎也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造成一种舆论，即美国“退款兴学”是出于对中国的“友谊”。这种舆论，甚至在今天还有相当的影响。
    勿庸讳言，“退款兴学”的确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客观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是因为，“文化活动的价值是普遍的”〔26〕。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来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大批留美学生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学成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用他们所学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