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明属于观念文明的范围，是观念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观念文明包括哲学、伦理、道德等形态， 孙中山统称之曰“心性文明”。 1918年，他在《孙文学说》中提出：“机器与钱币之用，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有些人对中国文明一概抹煞，不是出于偏见，就是基于对历史的无知。其实，“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所以，对待中国传统之心性文明，不是抹煞和摒弃它，而是发展和完善它。这就需要“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18〕。
    发展心性文明，孙中山叫做“心理建设”，成为他的“建国方略之一”，可见其重视之程度。辛亥革命后，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深刻认识到革命光靠兵力不行，还要靠人民心力，而且“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19〕民主共和是否能够顺利建成，也全在国民心理如何。“国民既欲共和，非当局之人所能强以所不欲。”〔20〕因为“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21〕。有鉴于此，孙中山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 当发端于心理。 ”〔22〕“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23〕他在这里所说的：“心”，当然指的人心。他主张发展心性文明，特别强调心理建设，其目的是要巩固民国之根基。正如他后来在一次演说中所说：“我们要国家巩固，永远不倒，是用什么做基础呢？要用人心做基础，要用人人的方寸之地做基础。人人的心内都赞成民国，倾向民国，然后民国才不致倒，才可以巩固。”〔24〕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先后提出了五种文明，即物质文明、教化文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和心性文明。其中，教化文明和政治文明，属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包括在心性文明之中，属于观念文明。其提出的时间先后顺序，反映了人类对文明内涵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心性文明”说的提出，正是孙中山文明发展观走向成熟悉的一个标志。
    二、“心性文明”说的内容构成及其形成过程
    孙中山提出的“心性文明”说，其内容构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一是欧美的近代文明。但是，他对这两种文明的借鉴和吸收，既不是同时进行的，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对这两种文明的认识和态度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
    大致说来，孙中山“心性文明”说的形成经历了30年的时间，并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到1905年，历时11年，主张模仿欧美文明，是“心性文明”说的酝酿时期。
    孙中山晚年回忆说：“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并解释为什么要仿效欧美的原因说：“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25〕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早在《上李鸿章书》中，他即提出：“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说明只要“仿效西方”，稍假时日，其成效必“大有可观”〔26〕，“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27〕。
    对于外国人中间流传的所谓中国人“有排外思想， 不乐交通”〔28〕的谬说，孙中山用历史事实进行了批驳。指出：“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甚至晚到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又称：“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29〕至于那些反对向中国“输进新文明”的“黄祸”论者，他更尖锐地揭露他们是“以共亡支那为目的”，实行的是“政治上之狡策”〔30〕。可见，他主张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政策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
    在此阶段中，孙中山分析中国近代文明落后的历史背景，并严正地驳斥了“黄祸”论者所鼓吹的“狡策”，指出“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政策”〔31〕和“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32〕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阶段，从1905年到1912年，历时7年， 主张以欧美文明为借鉴，并将中国传统文明加以“融贯”，是“心性文明”说的始创和发展时期。
    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和对西方历史及现状的进一步了解，孙中山对欧美文明的认识也深入了一步。虽然早在1897年，他就说过对西方文明不能“全盘照搬过来”〔33〕的话，但到这时认识更为明确了。他已经发现，欧美文明也并非尽善尽美。指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而“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34〕始觉包括自己在内的革命党人前此的认识未免失之偏颇。于是，他不失时机地提醒革命党人：“夫社会革命者，正为今日世界人士聚讼纷纭之问题，而吾国人大都尚茫然无所知者，盖彼等以为中国复兴之目的，无非欲成为一强盛之大国，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而已。然此绝非吾人努力最后之目的。”〔35〕既然他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对西方的文明成果不能盲目崇拜，因此特别强调：“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吸收其“文明的精华”，“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36〕。至于那些西方风靡一时的民主政治学说，即使在外国或行有成效，也不应“奉为金科玉律”，必须“酌古酌今”，“改进而奉行之”〔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