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性文明”说与知行统一观
    孙中山之提出“心性文明”说，是有一定的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不过，长期以来，论者对此认识不一，迄今争论不休。比较多的意见是，认为孙中山过份夸大了精神的作用，而且他的知行关系学说犯了片面化的毛病，滑向了形而上学。这说明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演说时，曾经专门讲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他先给精神下一定义：“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然后解释道：“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夫，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物质与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少一不可：“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59〕显而易见，他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物质是精神发生的本源和基础，而精神是物质的功能和表现；人若猝失精神，亦即丧失生命现象，其体焉能不成为死物？故以此例断定孙中山把精神对身体的支配作用绝对化，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应该看到，孙中山这次演说的对象是北伐军，其主题就是发扬革命精神以争取北伐的胜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着重阐述精神的作用，既是革命战争实践的需要，也是合乎常理的。如称：“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当发扬我之精神，亦即所以发扬为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并举例说：“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60〕他讲人与武器的关系，是用来批评“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方面”的倾向之不足为训，因此强调使用武器的人之精神，突出人的因素的作用。这没有什么不对，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这就是过份夸大精神的作用。
    孙中山在阐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同时，还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命题，他则突破了前人的狭隘解释，把它提到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阐发，以使之服务于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实践。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究其思想上的原因，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商代傅说对武丁之言，“知易行难”说之由来也。“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61〕明代王阳明又倡“知行合一”之说。推其本意，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惟勉人“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然而，“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62〕。所以，他认为：“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63〕正由于此，他才提出了“知难行易”说。
    论者或谓：“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都不是科学的命题，因为行和知都有其艰难的地方，而且知与行孰难孰易也不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应该看到，孙中山是借用此命题，克服革命党人内部“畏难之心”，从而“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大有可为矣”〔64〕。因此，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探讨知与行孰难孰易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在阐述知与行孰先孰后的问题。其实，他本人对此也做过清楚的说明：“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65〕就是说，不仅仅知是很难的，而不知而行，则要经历很多的挫折，也是很难的。没有哪一样是容易的，怎么办？他认为，既然知难行也难，又不能见难而止步，那就应该先迎难而行。这种方法，就是先克服行之难，再在此基础上去解决知之难。在这里，知与行只有先后的关系，并无难易的关系。所以，对“知难行易”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解释和理解，就其实质按之，不过是“行先知后”而已。犹如后来人们常说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也有这样一句话：“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66〕便是对“知难行易”本义的一个很好注脚。
    孙中山认为，按认识的程序来说，先行后知是普遍的规律。他指出：“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67〕又称：“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68〕他不仅始终坚持知来自行、理论来自实践的观点，而且还认为知对行也有指导和推动的作用。他说：“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内的事情，应该去做，便实行去做；所谓见义勇为，到了成功，复再去做，所以更进步。”“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69〕就是说，人的认识发展一般表现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行到知；第二个过程，是由知到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70〕两句话，正是对这两个过程的概括。但他也不把这两个过程看作是认识的终结，并以文明的进化为例，指出：“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71〕从行到知，从再行到再知，如此往复无穷，人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人类文明也随之不断进化而臻于更善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