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工业化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过程。随着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宣传舆论的普及，人民大众要求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高涨。这样，任何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情，不可能没有人民大众的参与。这种条件下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变成持久战消耗战的情况下，势必会演变为全民参与的整体行动。作为战争的指导者，应该认清和把握住这种趋势，因势利导，将其变成一种有利的资源。
    检讨德国军政当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过程，如果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那至少也是反应迟钝和麻木不仁的。而这又与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德国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传统的封建因素保留较多。普鲁士的军官团，思想意识特别守旧，他们大多出身于容克贵族，与王室有特别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室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1]（P112） 普鲁士军官团是德国军队的精英和核心。一方面，他们作战勇敢，忠于王室，有独立精神，有进取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人民大众，害怕失去他们的特权。他们把行军打仗看成是他们的职责领域，小心地把守着不让别人染指。从根本上说，他们担心人民大众广泛地卷入战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提出合乎情理的权利要求，从而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特别担心工人群众趁战争的机会，在德国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建立“新的社会”和塑造“新的人”。[3]（P531）
    这样，军队的精英们，千方百计想要限制战争的规模，控制战争的时间。史里芬相信，防止战争无限化的唯一方法，是将战争限制在职业军人的领域，民众社会与军队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军队只管打仗，迅速结束战场上行动，保持自我封闭。政治不干预战争，军队也不干预市民社会和工业生产。[3]（P531-532） 他将战争完全看成是军人的事情。他的观念不仅与现实社会的战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也明显地不顾被广泛接受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信条。早在19世纪30年代，他就谆谆告诫他的读者们，战争不是一个能够脱离政治的独立的领域，相反，它依附于政治。是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性质，而不是战争的性质决定政治的性质。“战争是政治在另一种条件下的继续”[4]（P22） 成了他的至理名言，没有人试图去否认它。史里芬试图去否认这一点，在实践中当然行不通。
    德国进行战争遇到的困难，除了战争指导者的观念落后以外，还有来自于王室的麻烦。王室将军官团看作其生存的保证，因此，不断将那些忠诚于王室但不一定很有作为的容克贵族塞进高级军官队伍，降低了军官团的整体素质。富勒（J.F.C.Fuller）在检讨德国的战争指导过程时，曾经尖锐地指出，“在法国是政治性的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腐烂”。[5]（P198） 他严厉批评威廉二世，说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他的陆军，完全是供检阅摆样子的。而小毛奇则是一群无能儿中的活宝，他没有进过参谋大学，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时间在充当他叔父和皇帝的副官。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已经68岁了。他一切都模仿他的叔父，殊不知他叔父的参谋制度早已过迟了。富勒的批评是过分尖酸了一点，但基本的事实却是实在的。
    史里芬计划破产了，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小毛奇下了台，由法尔金汉（Falkenhayn）继任总参谋长。但法尔金汉指导战争的观念，也没有跳出史里芬和小毛奇的圈子。德国需要有新的战争指导者，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便成了德国军队的宠儿， 他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念。1916年8月，兴登堡出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出任总后勤部长。 他们是坦能堡战役（the battle of Tannenberg）的胜利者，在军官团享有很高的呼声。鲁登道夫与兴登堡比较，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似乎更为深刻和全面，他也有效地使用了他手中的权力，1916年夏天直到战争结束，德国在战争指导方面，实际上处在鲁登道夫的某种独裁统治之下。
    鲁登道夫不是贵族出身，据说有瑞典人的血统。他被看成是“天才与疯子”的统一体。[3]（P538） 他认为，在机械化时代，战争已经具有了总体的性质，战场包括了交战国家的全部领土，没有了前方与后方、交战人员与非交战人员之分，各交战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成为了作战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进行战争，国家的经济体系必须完全适应战争的要求。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动员起来，投入战争。[6]（P425）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理论，不得不彻底推翻，战争和政治都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最高表达。”[3]（P548） 在他的思想里政治简直成了战争的奴仆。他对现代战争的理解是深刻的，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观念抱有固定的偏见。他要把全体人民都发动起来，献身于总体战争，但又要千方百计限制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他对战争的指导，使德国在人力物力、政治与军事、军队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实现了重组，把德国作战的潜能发挥到极点；但与此同时，也在不自觉之中种下了完全颠覆德国社会结构的种子。
    鲁登道夫所面临的问题：工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资源短缺，食品供应紧张；武器装备消耗量大，需要扩大生产的规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制定了鲁登道夫起草的兴登堡计划和辅助服役义务法，将全部人力物力集中用于战争。对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进行了登记，妇女、青年、残废者和战俘都成了劳动后备力量。新成立了所谓的兵器部，将经济完全转到军需生产上来，这一做法，使德国武器装备的生产比战前水平增长了好多倍，比如野战炮，战前每月生产15门，1918年每月则生产2000门，大大超过了前线所消耗的数量。为了对付食品短缺的问题，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实行定量供应和分配。其它一些短缺的原料，也是采取如此的做法。同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行人工合成，也部分缓和了短缺的压力。1916年12月，又通过了所谓的祖国志愿服务法，吸收所有17岁至60岁的未被应征入伍的男人参加“祖国志愿服务”。军火工业、农业、医疗和其它对战时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都可开展志愿服务。工会组织合法化，劳资关系缓和。[7]（P120-126）
    鲁登道夫按照总体战的思路来指导战争，在实现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组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以德国人的精明和效率，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打了一场持续5年之久的规模巨大的消耗战，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而1918 年他们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似乎也差一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