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不少西方的研究者认为，尽管“计划经济”和国家强力干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在其著作中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而列宁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的灵感，是“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11]（P567）
    从实质上说，战争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说得俗气一点，是一种有组织的杀人勾当。但随着文明的生成和演进，人类对战场上的暴力行为又施加了种种规范和限制。首先是道德层面上的规范，然后是法律层面上的规范。不滥杀无辜，不破坏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不虐待已丧失防卫能力的抵抗者，是一般应该遵守的准则。虽然，“兵者，诡道也”，但在战争中遵守作战的礼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受到称道的。我们现代人，大可以骂宋襄公为“蠢猪”，但他“不鼓不成列”的行为所体现的，却是当时实实在在的战争伦理规范。
    在西方，自“三十年战争”以后，认为战争只是交战国之间军队的较量的概念普遍流行起来，不有意攻击、伤害或杀死非战斗平民，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和法律义务。作为战争意外事件的平民所遭死伤，被认为是随同作战时无法避免的憾事。然而，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又要求作战的双方尽量避免这样的意外事件发生。 [12] （P303） 1899年和1907年有关陆战法规的海牙公约， 实际上使这种原则具有了普遍适应的法律效力。
    然而，随着现代总体战争的出现，平民的生产和国民的战斗意志，具有了和军事事务本身同等重要的意义。平民和士兵一样，成了军事组织内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打击平民，摧毁其意志，成了战争的一个选择目标。传统的战争伦理道德受到检验和挑战。德国首先在战争中将平民当作战斗对象，或是将其作为人质杀害，或是摧毁其房屋和财产。
    德军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原以为比利时会不战而降。比利时国家小，人口少，又是大国保证的中立国，因而没有什么常备军，也没有什么其它方面的军事发动和准备。但面对强大敌人的入侵，在国王的坚定领导下，比利时人民奋起反抗。德国不得不花费比计划中多得多的时间和力量来与比利时人作战。德国试图说服比利时人停止抵抗，没有成功，转而实施大规模的恐怖方法，有意轰炸城市，杀害平民。作战的头一天，德军枪毙了6名人质，并焚毁了一个叫做巴斯蒂的村庄。[13]（P200） 1914年8月6日，齐柏林L－Z飞船轰炸了列日，投下13颗炸弹，炸死9名市民。这虽然与稍后一些时期轰炸所造成的伤害比较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但它的的确确“给20世纪的做法开了一个头”。[13]（P203） 8月23日，德军拿下昂当镇，其将领冯·比洛将军贴出告示，宣称：“经我同意，统帅该部的将领，已将该镇化为灰烬，并枪决了110人”。而据比利时人自己估计，被枪决的是221人。[13]（P353） 塔明镇沦陷的第二天，约400名平民在德国士兵的监视下被驱赶到教堂前的大广场，先是行刑队向这群人开枪，接着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比利时人收回的尸体是384具。比洛的军队拿下那慕尔以后，便张贴通告宣布：已从每条街取得10名人质，倘有人向德国人开枪，就将枪毙这些人质。[13]（P353） 人质的取得和杀害，像征收食品那样在有计划地进行。
    德军1914年8月下旬对卢万城的毁灭，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 卢万城坐落在列日与布鲁塞尔之间，以其大学和无与伦比的图书馆著称于世，建立于1426年，收藏的750份中世纪手稿和1000多册古版书，都是无价之宝。德军在占领了卢万以后，借口遭到市民袭击，便对卢万城进行报复。“火烧、抢劫，连同对平民一律枪杀持续了六天”，[13]（P358） 城市变成了废墟，图书馆被焚毁，平民死伤无数。西方各大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和谴责。美国、瑞典、墨西哥等国家驻比利时的外交官员去卢万察看了情况，证明了报纸报道的真实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给他从前的朋友、德国文人格哈特·霍普特曼写了公开信，谴责德军的野蛮行为。但德国人不仅没有认罪，反而把原因归咎于比利时人。德皇在给美国总统的电报中说，卢万的毁灭，是“比利时人的野蛮罪行造成的”。[13]（P362）
    随着战争的发展，恐怖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为了报复德军不承担战争道德和法律义务的行为，协约国的政府和军队也以牙还牙，对德国的城市和平民实行有计划的轰炸，以毒气对抗德国的毒气。普遍的战争伦理道德和国际法，对交战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战争回到了野蛮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近90年了，战争的创伤早已抚平，其战争的灾难大抵也已被人们所忘却。但人类今天仍然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之下，局部战争时有发生，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几乎天天都有爆炸、屠杀和流血，世界远没有获得和平与安宁的保证。这篇小文，是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应该尽最大努力，消除战争隐患，争取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原文参考文献：
    [1] 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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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1]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郑明萱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2] 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13] 巴巴拉·W·塔奇曼。八月炮火（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