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诚如学者们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一直重视地理学。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人们认为，地理位置和所控制的自然资源会使国家享有优势或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制定的或构建的国家对外政策也是源于环境的限制或机会”。[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几乎同时出现了地缘政治的权威性人物：德国的弗里德里克·拉采尔、美国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及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等等。尽管这些学者及其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然而在此前后，欧美的地缘政治学还是深深地渗透进其对外战略之中。目前，对于历史中存在的欧美东亚地缘战略以及基于地缘之上的东亚海军战略，专文探讨较少。本文试图以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为切入点，对该问题及其对东亚的影响作一初探。
    一、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推进和缓冲战略
    由于欧美列强与东亚之间距离遥远，它们都采取了较为相似的东亚地缘推进战略，即以距离东亚较近或者在东亚内的某一区域为基地，以东亚某些关键地区或关键点为战略枢纽，然后进行战略展开。英国长期经略印度，把印度视为进军东亚的基地。印度在军事、财政、资源等方面为英国向东亚推进提供了平台：英国设在这里的军事基地不断向东亚派出远征军，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更为重要的是，“征服次大陆使英国拥有了大量的资源，能够去征服亚洲最后一个堡垒：中华帝国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经济”。[2] 由于东亚地理上的广阔与复杂，英国还需要向东亚纵深推进的战略枢纽。19世纪初，当斯坦福德·莱佛士占领新加坡时便认识到了此举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你们只需看一下地图……我们停留的地方完全地从侧翼包围了马六甲海峡，为我们开往中国的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获得了一条通道。新加坡在东方可以变得象马耳他在西方那样”。[3] 随后英国又占领中国香港。毫无疑问，新加坡、中国香港成为其向东亚的核心区域进行战略展开的枢纽。
    法国选择东亚某一区域为基地、再夺取战略目标的某一关键点为中转站或枢纽、然后进行战略展开的东亚地缘战略，首先被运用到对越南的占领中。早在1686年，法国印度公司的一个股东韦利到越南的昆仑岛开设商行。他给其公司的信中，便曾“建议设法夺取从欧洲到中国海的海上要道昆仑岛”。1817年，法国政府正式向越南顺华朝廷提出把具有重要枢纽地位的岘港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越南史学家写道：“回顾二十六年（1858-1884年），在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侵略者有整套的研究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他们有计划地稳步前进。在沱囊港的试探对方力量的第一声枪声响起了之后，他们就研究了建立一个基地，并决定用南圻作为根据地和跳板来逐步蚕食北圻和中圻。……直到完全征服了越南领土为止”。[4] 法国占领越南后，设立了印度支那联邦政府，把中南半岛的东部视为对东亚进一步推进的基地。1897年时任印度支那联邦政府总督的保尔·杜美撰文指出：“从各方面来看，……殖民地都是使法国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活动基地”。[5] 随后的历史表明，法国把对越南所运用的地缘战略不断放大运用：以越南为中心建立起向东亚进一步扩展的中南半岛基地，然后以中国广州湾等地为中转地，向中国进行战略展开。
    美国、德国作为后发展的大国，因介入东亚的时间相对较晚，其由基地经关键点再推进的地缘战略上尚未完全展开，但两国都注意到对东亚关键点的占领，从而使之转化为战略基地。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就建议德政府：“欲图远东势力发达，非占领胶州湾不可”。[6] 19世纪末，德国政府正式开始将该地缘战略加以落实：一方面与俄国密切协调，以获取已把势力推进到中国北方的俄国对德国夺取胶州湾及山东半岛这一战略要地的理解；一方面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强租胶州湾。最终，德国在位于中国中北部、海陆条件兼备、可影响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山东半岛占据了优势。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东亚边缘岛链菲律宾群岛，成为其推进东亚战略的重要前沿基地。正如美国驻中国公使查尔斯所说：“菲律宾是我们在远东的立足点。占领它们能给予我们地位与影响，也带给我们富有价值的进出口贸易”。[7] 随后，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进行某种程度的展开，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由于欧美列强均以东亚为国家利益的获取区之一，并且各国东亚地缘推进战略的模式又极为相似，因此，如何规避和减轻欧美列强之间以及欧美列强与东亚之间错综复杂的地缘利益冲突，就成为欧美列强东亚地缘战略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缓冲区、防波堤战略应运而生。
    欧美列强在东亚构建缓冲区的地缘战略不断被运用。英国在以印度为基地占领中南半岛西侧的缅甸后，与占领中南半岛东侧的法国冲突加剧，为了避免两强迎头相撞，法国建议法英达成一个协议，共同宣布处于两个殖民帝国之间的暹罗为缓冲国，法英最终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缓冲区。
    由于英国和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持续争夺，英国视中国为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区，加之英国长期是在华利益最大的欧美国家，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前，英国在中日之间不断的斡旋，试图维持东亚的现状，尤其是中国的相对稳定。对此，欧洲强国心知肚明，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在给首相的电报中指出：“英国在列强中有最紧迫之利益”是维持中国作为“最大的缓冲国”。[8] 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英国的这一地缘战略动摇了。中国在战后衰落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已无法充当英俄之间缓冲区的角色，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战胜国日本，最终形成了英日同盟。日本被英国视为在东亚对抗俄国的主要缓冲力量，中国沦为俄日角逐的利益场。然而，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国及随后的前苏联对英占领下的印度及东亚殖民地的威胁减轻了，英国谋求在东亚建立缓冲区的意义随之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持续近20载的英日同盟在前苏联建立后的1922年最终瓦解。
    美国在19世纪完成了对美洲的控制，开始向东亚推进。在欧洲列强势力庞大的东亚与美洲之间，宣称“门罗主义”的美国谋求建立地缘上的防波堤。由于美国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才开始角逐东亚，此时日本已经把中国推入崩溃的边缘，因此，日本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逐渐崛起的国家实力，被美国视为防波堤。这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在日俄战争中，美国和日本、英国站在了一起。然而，与英国在东亚势力逐渐退缩的趋势相反，美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它在东亚地区处于扩张的发展势头。当它需要在东亚持续扩张、尤其是登上东亚大陆时，日本的防波堤作用便逐渐丧失。1918年，美国作为干涉俄国革命的一支力量第一个在东亚重要港口之一的海参崴登陆，压制和牵制日本无疑是美国的意图之一。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一直对日本采取遏制政策。随着美国在东亚大陆、尤其是在中国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视为防波堤，密切与中国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美形成了对抗日本的同盟；击败日本后，美国强化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扶蒋反共，对抗前苏联。可见，尽管中国持续的国内斗争干扰了美国的这一地缘战略，但美国一度把中国视为在东亚介于苏日与美国之间的防波堤。直至新中国成立，美国开始从东亚大陆收缩，中苏关系密切，美国与东亚大陆的对峙出现，日本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中的防波堤地位重现，日美同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