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面的理由则是来自于台湾本身。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进犯台湾后，引起了朝廷对台防的重视。丁日昌抵台后，以台湾为四面环海，交通不便，并与内地情形不同为由上奏请开铁路以利台湾防务，给了总署一个借口，于是总署上奏建议批准台湾筹办铁路。
    在总署的这些行动引领下，进言请开铁路的上奏也多了起来。光绪五年（1879）六月，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火轮车、电线之类亦当设法次第添设，通数千里之声气如咫尺，致数千里之货物于须臾，于用兵、救荒及平物价、治盗贼各政事无所不便”。（注：《洋务运动》（一），178页。）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至于水雷、炮台、电线、铁路， 防海所不可少，皆当次第筹办。”（注：《洋务运动》（一），199 页。）左都御史志和等也称：“各国以铁路调兵，以电线通军报，亦曰兵贵神速也。中国无铁路，则征调难，已吃亏一著。”（注：《洋务运动》（一），211页。）这些职位不高的官员能如此上奏， 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亦可略窥朝廷态度松动之一斑。不过，这时的政策恐怕也只能称作松动而已。这表现在：一来，吴淞铁路终究予以拆除，没能加以利用；二来，台湾铁路也终于没有办成。所以此时的铁路建设虽提上日程，却也仅停留在纸面与口头上。
    光绪六年底到七年初，由于刘铭传上奏请开铁路而引发了朝内一场关于要否办铁路的辩论。此次论战一般已被作为“洋务”和“顽固”对立的一个典型事例提及，不过这里并不是对双方孰是孰非作出评价。如果换一个角度，把问题的焦点集中于铁路问题本身时，就会发现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以前在讨论铁路问题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处理。如同治年间铁路是作为修约内容之一项而述及，光绪初年则是作为台湾海防的辅助措施才得以批准。但这次在朝廷中的争论却是把铁路专门作为一项政策问题来处置的，这体现了朝廷上下已经开始重视铁路问题的存在。
    刘铭传，包括李鸿章，在这次提出筹造铁路的时候，也颇具策略性，此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由于客观实际情况的需要，主要是来自俄、日的威胁。刘铭传认为：“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将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注：《刘壮肃公奏议》卷2，1-3页。 ）李鸿章也赞同这一点，并认为：“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20-26页。）光绪五年底日本挑起的琉球事件和光绪六年与俄国的伊犁交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朝廷不能不因此对铁路重视起来。
    其次便是将铁路问题与自强运动联系起来。刘铭传说：“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注：《刘壮肃公奏议》卷2，1-3页。 ）李鸿章认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尚起者，罔不慎操此术，而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20-26页。），“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亦必富强而后可以居中驭外，建久远不拔之基。”（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2页。）
    第三，铁路对国防军事利用极大。关于这个方面，刘铭传说得极为详尽、透彻，“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因为“惟铁路一开”，“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过，无转输艰阻之虞。”（注：《刘壮肃公奏议》卷2，1-3页。 ）李鸿章的意见是：“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防，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20-26页。）无论海防塞防，有铁路周转都可讲求，这实在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理由。
    也正是基于这种策略，慈禧才肯定为之所动。然而，辩论的结果却是以“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告终，（注：《清德宗实录》卷126页。 ）铁路动议最终没有获得通过，这又因为什么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讨论过程中，看不到总理衙门的意见。刘铭传上奏请旨饬下总理衙门议覆，但我们所见到的档案中，只有上谕与廷臣奏议直接联系，而且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总理衙门有无相关意见。由此看来，总理衙门，尤其是奕，很有可能只当了个传声筒，却将自己置身于此事之外。与请筑台湾铁路时相比，总署的确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发挥。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南北洋大臣身上。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一直讲求铁路，但是可能由于以前的经验，这次表现得很慎重。他认为“今尚非其时，倾须俟诸数十年之后，”（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2页。）认为刘铭传此意不过是“盖欲先创规，以为发轫之端， 庶将来逐渐推广。”（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20-26页。）另外他担心借洋债有三弊：“恐洋人之把持而铁路不能自主也”，“恐洋人之淹谋，而铁路为所占据也”，“恐因铁路之债，或妨中国财用也”。（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20-26页。）南洋大臣刘坤一虽然表示“欲仿造铁路火车，实与李鸿章、刘铭传有同志”，但同时又认为“有妨民间生计”，“内地税厘，将归乌有。”（注：《刘坤一遗集》，奏疏卷17，8页。）这样的意见，很难让慈禧抉择， 铁路之议就此作罢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