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光绪十年三月十四日（1884年4月9日），朝廷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正在中法战争进行当中，执掌中枢达二十余年的恭亲王奕被开去一切差使，代之以醇亲王奕譞遥领军机。此事史称“甲申易枢”。在此之后，朝廷对于铁路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更换中枢之后发生的三件有关铁路的事件足以说明这个变化。
    第一件事是光绪十年（1884）五月，詹事府代递左中允崔国因奏称“建设铁路，则调兵转饷运漕，均可迅速，且通商惠工，可夺外洋之利。”（注：《清德宗实录》卷184页。）慈禧下谕：“铁路一事， 前经李鸿章等会议，以需费至钜，未即兴办。惟此等创举之事，或可因地制宜，酌量试办。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李鸿章详加酌覆，妥筹具奏。”（注：《清德宗实录》卷184页。）这里很耐人寻味， 对此周盛传认为：“今此议发自京员，又奉有酌量试办之谕旨，且不发交南洋，而独命中堂会商，总理衙门不欲旁挠之意，盖可想见，此诚难得之机遇。”（注：请开清江铁路禀，《周武壮公遗书》卷12。）当时上海天津各西报也报道中国将兴建京津铁路，（注：《中法越南档》第834号文， 光绪十年闰五月四日。转引自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而李鸿章也确曾命驻德公使李凤苞订购一百二十里铁路器材，（注：《西国近事汇编》甲申卷2，译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西报， 转引自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说明可能有所行动。另外一个佐证是光绪十年六月二十四日（1884年8月14日）， 美国使馆参赞何天爵（C.Holcombe）致函总理衙门称：“贵衙门须行奏明中国现造铁路，拟向美商总借中国库平银二千万两……所有入奏折稿及奉准朱批，须由贵衙门用印文送交何参赞，以便向美商商借，而凭取信”。（注：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64页。 ）说明总理衙门方面可能也确与美使进行过接洽活动。
    第二件事是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一月间，京师传闻“神机营王大臣等拟借洋债五百万两，修置铁路，自西山起至芦沟桥止，”（注：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奏，《洋务运动》（六），169页。 ）以便运煤供神机营炮厂之用。另一说是“嗣闻用机器取煤，借款五十万，自西山开铁路至德胜门，以便运煤，造机器。”（注：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奏，《洋务运动》（六），174页。）此事并未找到确证， 但言官们对此攻讦甚急，尤其是内阁学士徐致祥，连续上折攻击办铁路之举，甚至说“倡导此说与赞成此说者，非奸即谄，而置国家之大害于不顾也。借夷之款以增夷之利，用夷之法以遂夷之计。”（注：内阁学士徐致祥奏，《洋务运动》（六），172页。）十一月二十五日（1885年1月10日），上谕：“徐致祥此奏，并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妄诞，著交部议处。”（注：《光绪朝东华录》1862页。）继准吏部议：“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注：《光绪朝东华录》1867页。）因进言反对修铁路而获咎处分，这在朝中还是第一次。
    第三件事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双方试探进行和谈的时候，盛宣怀与林椿酌议，法国借银二千万，以一千万购法国船械及铁路料，一千万现银，借作整备海、陆军及造铁路。（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一），312页。）此议一出，朝中言官交章谏阻。 徐致祥奏：“无论竭中国之力不足以应，而以彼之款专开铁路，并监工匠头俱用伊国之人，则千万之资耗于中国，而铁路之利收自洋人，造成后断不能禁彼之不行也。”（注：徐致祥奏，《中法战争》（六），26页。）周德润奏：“法以一千万两现银，听中国自造铁路，雇法工匠，是铁路之外不得用此项银两，工匠之中不得用别国之人。既开铁路于中国以便其私图，复收现银回本国以坐享厚利，明言通融，暗实攘夺。”（注：周德润奏，《中法战争》（六），30页。）总之，一不可借法款，二不可造铁路。但是清政府最终同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襄助。”（注：《中法越南条约》第七款，《中法战争》（七），424页。）除借款之议未予应允外， 还是将其他有关铁路动议写进了正式条款，这也是清廷在外交中第一次在铁路修建方面作出的让步。
    上述三事表明朝廷在铁路上的态度已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虽然这时还谈不上有正式的铁路政策，但是这一转变已经体现了奕譞时期在铁路方面不同于奕时期的动向。这个趋势在中法战争以后更加明显。
    中法战争结束以后，朝廷下诏各臣工切筹善后，铁路问题立即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了出来。李鸿章言：“法事起后，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注：《清史稿》交通志，4428页。）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闽浙总督左宗棠病故，临终遗疏言：“铁路宜仿造也。外洋以经商为本，与中国情形原有不同，然因商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天下俗论纷纷，究不必与之辩白……请俟海防大臣派定之后，饬令议办。”（注：《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38页。）左宗棠以前对铁路的态度并不积极， 而今也认识到铁路“有利无害”，并请朝廷商办。他的意见对朝廷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奕譞在复出以后一直就是建设铁路的热心支持者，并且海军衙门成员中，奕劻、善庆唯奕譞是从，李鸿章、曾纪泽都是力倡铁路之辈，可以更加顺利推进铁路建设。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又由李鸿章奏请将铁路事务统归海军衙门管理，使铁路事宜有了正式的行政管辖，也使铁路建设有了主持机构。（注：曾鲲化：《中国铁路史》，44页。）从此，对朝廷来说，铁路已不是要不要建的问题，而是如何建以及在何处建。
    唐胥铁路的公开及合法化是对这一说法的第一个注脚。李鸿章在光绪六七年间暗中修造的短短小铁路如今不仅得以保留，甚至可以公开招股续接至阎庄。
    开平铁路的接修仅仅是个试探，并且工程进展得也很顺利。在这种情况下，海军衙门于光绪十三年（1887）采取了公开的步骤，奏请修筑津沽铁路和台湾铁路，并得到慈禧的批准。不仅如此，海军衙门在上奏中还请求“设合用无弊，拟将京外开矿各处，均次第仿照兴办”，（注：总理海军事务奕譞等奏，《洋务运动》（六），188页。 ）为将来续修津通路打下伏笔。这样，中国铁路建设进入第一个加速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