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秘密会党把持着“猪仔”的销售。
    “猪仔”的交易，像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一项商品交易一样，有投机商人的操纵，有挂牌的行情，有兜揽生意的广告。马来亚就流行过“新客到埠通知单”（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154页。）。1877年华民护卫司成立以前， 此类投机商多为秘密会党中人，他们控制着新加坡、槟榔屿的所有的“猪仔”销售。当时，新加坡最著名的“猪仔头”有梁亚保和麦钧（注：当时在新加坡的“猪仔头”有人说是三人，即梁亚保、麦钧和蔡茂春，而颜清湟认为只有两人，麦钧就是蔡茂春，见颜清湟前揭书，第105页。），麦钧是义兴会的首领，“彼每于船到星时，派舢板往接猪仔上岸，保不逃脱，每人收中人保护费三元、四元不等，若不请其保护，则贩来之猪仔无人敢买，或发生逃逸之事。”（注：林远辉 张应龙：《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1877年，新加坡之乱， 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实肇因于Sung Pek-kuan会会长Leong Ah-Paw 之从中操纵。 ”（注：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4页。）Sung Pek-kuan就是天地会在南洋的分支之一的松柏馆，其首领是Leong Ah Paw，即前后所提到的梁亚保。在槟榔屿，大伯公会首领邱天德是最有势力的人物，他类似新客的监护人，他每年从汕头的“猪仔行”那里收受一千或更多的银元，他在槟榔屿拥有一间用以搜罗和处置未售卖出去的“猪仔”的客行，（注：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 第104页。）故而每当“猪仔”船到埠后暂未售出的“猪仔”都送至邱天德的客馆里。在华天护卫司成立之后，“猪仔馆”经政府允许才能开业，但由于政府力量不济，政府和客馆都仍需要借助秘密会党的力量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或者，有的客馆就直接由会党经营。1890年，英国殖民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海峡殖民地及受保护各邦的劳工情况，委员会经过调查之后于1891年向政府呈送了一份报告，其中说：
    在秘密会社取消以前，许多经纪人都是这些会社中的头目，是“新客”在上岸后，最先接触到的真正权威者。管理他们的招待站人员，在他心目中，是与秘密会社没有分别的。虽然在这些秘密会社已被取消了，他们为非作恶的力量依然存在。（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158页。）
    秘密会党不仅把持着新加坡及槟榔屿本地的“猪仔”销售，而且也控制着“猪仔”往日里及北婆罗的转口销售。1880年以后，海峡殖民地“猪仔”买卖场中，“雇主竞争日烈，新加坡及槟榔屿遂成为华工转运之大市场。”（注：Campbell著 王旦华译《英属马来亚的猪仔贸易》载《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五号，第152页。）义兴会头目麦钧， 总是在移民船到来时派小平底舢板船到移民船上去，假装保护“猪仔”，实际上是将他们卖到日里林格和其它地方去。在会党操纵下，仅1889年由海峡殖民地向苏门答腊供给的“猪仔”就达13554人，1890年， 苏岛直接到中国口岸招募“猪仔”，但仍有10414人被从新加坡转运至苏岛。 此外，由新加坡转售到威斯利省和暹罗的“猪仔”，每年也约有两、三千人。（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151页。）
    三、结语
    如果说，秘密会党是新、马经营和把持“猪仔贸易”的主力军，那么，英国殖民主义者则是“猪仔贸易”的幕后操纵者和促使“猪仔贸易”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元凶。他们表面上没有直接经营“猪仔馆”，只是因为这样的分工更有利于他们的伪善，而实际上，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操纵和庇护那些从事“猪仔贸易”的华人秘密会党，而且通过外交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尽量给“猪仔贩”制造掠取华工的有利条件。据史料记载：
    马来半岛的庇能（槟榔屿）于1786年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之后，该处的总督即连年通过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雇中国工匠和农夫，用公司的船只送往庇能。……1804年庇能总督乘当地华侨甲必丹定官回华的机会，委托他在广东省招雇华工，并且函嘱公司驻广州的代表为他准备资金。（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 146页。）
    曾于1823年就装模作样地颁布劳工保护法令的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stanford Raffles）早在1813年前后，即在他占领新加坡以前就开始从事贩卖中国劳工的罪恶勾当。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系年纪事（1634-1834）》收录的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往来函件或记事中，就清楚地记载着莱佛士这方面的罪行：
    罗伯兹先生于1812年从英国出来的时候，曾接到莱佛士先生的口头要求，招雇一批中国人前往他在邦加（网甲）岛上新建的居留地文岛。罗伯兹到达澳门之后，曾经先后在1813年12月13 日送出一批共700 人；1814年2月8日送出425人，连同其它零星小数，总共送出1700多人。 这些工人都在澳门装上船。各船船长这一次为运送移民所得客运收入，是按每一人30元计算的。（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505页。）
    在中国广州， 英国驻广州领事就曾经向总督衙交涉，逼使收回潮惠嘉道关于严惩贩卖“猪仔”的禁示；英国驻汕头领事则在他的照会中把“赊单制”美化，企图以此骗取张之洞给予方便的“猪仔贸易”条件。
    在海峡殖民地，秘密会党都是拥有武装的，极有破坏性，他们从事“猪仔贸易”，动辄用铁棒对待“猪仔们”。从殖民地政府警吏的文献看，也屡次提到他们压迫的事情，“但亦不加干涉，有意纵容。”（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第229页。 ）在槟榔屿的一个甘庶园中，唯一的医院是雇主私人住宅的马厩院中一个小棚屋，据说“猪仔”常在那里被饿死。“可是那地方离警察署还不到五十码”。（注：蔡鸿生：《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猪仔”华工》载《东南亚历史论丛》第二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327页。 ）自1874年英国借口调停拿律战争而发动对马来半岛的侵略，把各个马来土邦变为殖民地以后，海峡殖民地中英国资产阶级的投资急剧增长。西方资本的大量涌入，亟需输入大量的华工，此时，再单纯地依靠秘密会党进行拐骗、绑架、掳掠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而就在这时，“猪仔贸易”的黑暗内幕和丑恶罪行受到世界舆论的无情揭露和激烈抨击，英国殖民当局感到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给掳掠华工、贩卖“猪仔”以合法外衣，使输入华工更加公开、更加大规模地进行，并能有效地对新移入的华工进行控制和管理。同时，海峡殖民地资产阶级对秘密会党控制“猪仔贸易”，使输入华工的成本增加也感到不满，他们希望殖民当局能直接管理华工的输入，减少秘密会党插手，从而降低输进劳工的费用，分享华工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1877年，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了《华人移民法令》，并根据法令规定于同年6月1日成立了华民护卫司署，以管理华人移民和取消秘密会党，并规定新客必须至华民护卫司署当官问话，自愿佣工者才签字立约。然而，华人护卫司署成立之初，政府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华人移民，因而私下里纵容秘密会党强迫“猪仔”自愿出洋。镇压危险社团法令生效之后，秘密会党逐渐转入地下活动，“猪仔贸易”才慢慢地摆脱秘密会党的控制，而基本上由殖民政府操纵。直到1916年，英国殖民部部长发出废除契约华工制之后五年时（注：1911年2月9日，英国殖民部部长发出命令，规定在1914 年6月30日废止契约劳工制，1914年6月30日， 英属马来亚全境之契约劳工制同时废止，惟吉兰丹环境特殊，得延期至1916年6月30才告结束。），英属马来亚的“猪仔贸易”才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