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一个整体的世界从海上连接起来，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全球贸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晚明中国出现了张燮《东西洋考》一书，卷首萧基《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话：“其指南所至，风艢所屯，西产多珍，东产多矿。”①晚明海上贸易具有“东矿西珍”的特征，遂使晚明人海洋意识的重构跃然纸上。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突显了西洋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对外交往的重心所在。自古以来，西方就是中外交往的主要趋向。②然而，16世纪以后，东洋凸显出来，至少是取得了与西洋平起平坐的地位。事实上，这种异峰突起，已含有超越西洋的意味。在明朝人的海洋意识里，东洋的凸显是如何形成的？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16世纪以后的海上贸易都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关节点。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的赋役改革达到顶峰——一条鞭法出现时，一个全球市场体系已初露端倪，“东矿西珍”的海上贸易结构直接影响了中国和世界。中外学界对于晚明海上贸易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然而明朝人的海洋意识及由此引申的“东矿西珍”问题没有引起学者关注；晚明东西洋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特征以及背后推力等问题，也缺乏专门考察。笔者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以此专文聚焦晚明人海洋意识的重构，具体考察东西洋概念的变化，比较晚明与明初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探讨晚明东西洋贸易形成的“东矿西珍”实态，进而探寻东洋凸显及其特征背后的推力所在，揭示16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以见教于方家。
    一、东西洋概念及其变化的梳理
    考察东矿西珍，首先要确认萧基所谓的“西产多珍，东产多矿”中的“西”与“东”的含义。这里的“西”与“东”，无疑是指西洋、东洋。因此，首先要确定明朝人海洋意识中对于西洋与东洋的概念。
    中外学界聚焦于东西洋的分界，争议纷纭，莫衷一是。③由于标准不同，分歧迭见。学界的争议孰是孰非？这只能从明朝人的海洋意识出发，以明朝人的认识为判断依据。在明朝人的观念中，大致可归纳为两种认识：一种是以苏门答腊以西海域为西洋，以东为东洋，这以明初马欢《瀛涯胜览》为代表④；另一种以文莱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这以晚明张燮《东西洋考》为代表⑤。以上两种认识的形成，均出自明朝文献，那么问题的焦点就在于东西洋名称在不同时期确有不同的含义。
    元朝《大德南海志》与《岛夷志略》中，已有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和西洋的多种称谓，说明自元朝以来东西洋名称出现并通行于世。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七次下西洋，其出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地域之广，影响之深，史无前例，史称“盛事”。郑和下西洋的随行者马欢所著《瀛涯胜览》明确记载，明朝人是以南浡里国为东西洋的分界，它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的帽山，帽山以西被认为是西洋，也就是说今天的印度洋才被称之为西洋，当年叫做“那没黎洋”。按照明初人的海洋意识，帽山以西是西洋，以东就是东洋。⑥当时的苏门答腊岛也就是“东洋之尽处”。永乐年间有东洋冯嘉施兰和浡泥国、吕宋国使臣来朝之事。⑦冯嘉施兰、吕宋位于今菲律宾群岛，浡泥则是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古国。而当时人将朝鲜称为东洋朝鲜国。⑧可见，明初人们是把东自朝鲜半岛，西至苏门答腊岛，包括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以及中南半岛诸国，统称为东洋。
    郑和七下西洋以后，西洋凸显，“西洋之迹，著自郑和”⑨。在下西洋影响下，东西洋概念很快发生了变化。马欢云“往西洋诸番”，费信载“历览西洋诸番之国”，而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顾名思义是将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爪哇、旧港、马六甲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厮国、天方国，一律列入了西洋诸番国。换言之，他把下西洋所至诸国都列入了“西洋”界限内，极大地扩展了“西洋”的范围。此后，约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的《西洋朝贡典录》更进一步将“朝贡之国甚著者”全列入了“西洋”的范围，编辑的23国，包括了广阔的区域，其中列有东洋的浡泥国、苏禄国、琉球国。⑩于是“西洋”不仅极大的彰显，而且前所未有地扩大到了包括东西洋，乃至海外各国之义了。笔者曾对“西洋”一词作了专门考释，指出郑和下西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明朝人将郑和所到之处乃至极西之地都称为西洋。(11)在明朝人的海洋意识中，西洋已包括了原来划分在东洋范围里的国家，西洋由此凸显。
    那么，改变这种观念，东洋彰显出来，又始自何时？这是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史应该厘清的问题。
    在晚明人的海洋意识中，海上世界仍然划分为东西洋，但东西洋概念与明初已经完全不同。一般来说，今人对于晚明人东西洋分界概念的认识来自张燮《东西洋考》，其中记载：“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12)，明确地说晚明以文莱为东西洋的界限。就此而言，晚明的东西洋划分较明初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学者以此认为明初对东西洋的划分是以文莱为界，或以明初概念校正晚明概念，或以晚明概念纠正明初概念，实际上都是没有厘清时空变化的因素，因而产生了对明人概念的误解。
    以往学界几乎形成一种固定的认识，即《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就是晚明人海洋意识中的东西洋。事实是否如此呢？为了评价晚明人对东西洋的认识，必须对这部书中的三个问题细加考索：第一，《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范围界定从何而来？第二，当时是否只有《东西洋考》中涉及的东西洋贸易？换言之，《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划分及范围是否包括当时全部海上贸易？第三，《东西洋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这需要从文本进行考察。《东西洋考》首列《西洋列国考》，次列《东洋列国考》，以下分为《外纪考》、《饷税考》、《税珰考》、《舟师考》、《艺文考》和《逸事考》。
    《西洋列国考》列有15国：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附带所属之地9处：清化、顺化、广南、新州、提夷、六坤、加留吧、吉兰丹、詹卑。《东洋列国考》列有7国：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嘽、美洛居、文莱。附带所属之地12处：大港、南旺、玳瑁、中邦、吕蓬、磨荖央、以宁、屋党、朔雾、高药、网巾樵老、班隘。
    以上共43个国家和地区。(13)此外，在《外纪考》中列有“日本”和“红毛番”。日本列其物产有：“金、银(僧奝然曰：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以为贡赋)”等。红毛番列其物产有：“金、银钱、琥珀、玛瑙、玻瓈、天鹅绒、琐服、哆啰嗹、刀”(14)，云：“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罗、爪哇、渤尼之间与相互市”(15)。
    再看书中的东西洋“针路”。张燮在《东西洋考·舟师考》中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可知，“东洋”与“西洋”的区分，基本依据在于贸易航线的划分：西洋针路从漳州月港出发，最远至爪哇岛南的池闷；东洋针路从太武山分道，经台湾、澎湖至菲律宾群岛，最远到东、西洋的交界文莱。如果认为透过东西洋针路，就可以了解16世纪中外交通的概貌，是不确切的。向达先生指出：“明代以交趾、柬埔寨、暹罗以西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为西洋，今日本、菲律宾、加里曼丹、摩鹿加群岛为东洋。”(16)这是后世学者所解读的晚明整体东西洋的概念。这一概念与《东西洋考》中的概念有明显不同。
    以往学界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东西洋考》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当时明朝人海洋意识中的东西洋概念，东西洋范围的认定与东西洋针路，都只是明朝官方开海限定与许可贸易的范围，并非晚明人海洋意识中对东西洋的整体认识。对此，《东西洋考》的《凡例》中说得很清楚：“列国各立一传，如史体。其后附载山川、方物，如《一统志》体，以其为舶政而设，故交易终焉。”(17)又云：“集中所载，皆贾舶所之。若琉球、朝鲜，虽我天朝属国，然贾人所未尝往，亦不掇入。或曰日本、红夷，何以特书？书其梗贾舶者也。”(18)“为舶政而设”正是《东西洋考》记述列国的主要目的。
    由上可以从晚明人的语境中解析时人对东西洋的两种认识：一是来自《东西洋考》中的内容部分，一是来自其书前萧基《小引》。至此，晚明东西洋的概念可以说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东西洋，即“集中所载，皆贾舶所之”，是当时明朝官方设定的划分海上贸易区域的特定概念。这种东西洋概念是特殊所指。正如《东西洋考》中东西洋列国考与二洋针路所显示，明朝开海于福建漳州月港的东西洋贸易，并不包括位于东洋的日本、琉球、朝鲜和位于西洋的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这样的特定概念，明显不是明朝人对东西洋的整体认识。广义的东西洋，也就是萧基《小引》中所谓“东矿西珍”的东西洋，显示出当时海上贸易的整体特征，这显然超出了书中所记载的东西洋针路，完整地包括了东洋的日本和在西洋活动的荷兰人在亚洲所占据的地理范围。
    实际上，晚明人海洋意识中的东西洋概念来自传统方位的划分和贸易地理格局的现实，晚明的东西洋概念经历了重构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在时人的海洋意识中，不可能完全游离于传统地理概念之外，也不可能不了解贸易地理格局的现实。《东西洋考》以日本为外纪，不在航海贸易范围之列，乃至又云琉球、朝鲜“贾人所未尝往”，这皆与历史事实不符。日本位于东洋，由于倭寇一直存在，明朝官方不允许与日本贸易，但日本出产白银，在嘉靖年间已经闻名遐迩，时有繁盛的对日私人海上贸易为证，下面还将述及。萧基《小引》中的“东产多矿”，应是包括日本在内。至于琉球、朝鲜“贾人所未尝往”，是因为二者不在漳州月港所规定的针路之列。
    以时间上早于《东西洋考》的《顺风相送》(19)来看，《东西洋考》所述的东西洋贸易范围也存在问题。《顺风相送》具体记录了日本、琉球、吕宋、吉里地闷等东洋的往返针路，也记载了去印度洋的六条针路，只是对印度洋的针路记载较为简略。(20)此书可作为《东西洋考》所涉的东西洋概念并非明朝人完整的东西洋认识的一个佐证。明代成、弘年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超出国家允许的贸易范围，而《东西洋考》是在地方官授意下修撰的，反映了东西洋贸易由官方控制的部分。成、弘以后，官与商在海上贸易有激烈博弈。月港开海是官商博弈的结果，当时私商盛行，官方没有掌控全部海上贸易，开海只是以官方所能掌控的范围为主。这里反映出官方与民间的认识角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