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取士之途，包括由学馆出身的“生徒”、州县举选的“乡贡”和天子自诏的“制举”。前两类设有一定的科目，故被称为“常科”；后一类因天子或朝廷临时设制，不拘常格，又被称为“特科”。在常科所设的科目中，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六种，其中以秀才科取士最为严格，地位最为崇高。由于有关史料阙遗歧误，秀才科长期以来费人考证、众论纷纭。
    对于唐代秀才科的见解歧异，主要在于这一科目的停废问题。关于唐代秀才科的设置停废，依据人们常常用来论证的一些有关史料，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三种观点。
    其一，有唐一代“未有秀才之人”。支持这一观点的史料主要见于《旧唐书》。该书卷四二《职官志》云：“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秀才，有唐以来无其人。”除此之外，同书卷八一《刘祥道传》和卷一九○《张昌龄传》的有关文字记叙，也透露出同样信息。据《刘祥道传》记刘氏在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知吏部选事时，曾上疏陈“诠综之术”之得失六条， “其四曰：国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岂今人之不如昔人，将荐贤之道未至？宁可方称多士，遂间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仍量为条例，稍加优奖。不然，赫赫之辰，斯举遂绝，一代盛事，实为朝廷惜之。”再据《张昌龄传》，“张昌龄，冀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词知名，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
    其二，唐代秀才科“自贞观后废绝”。其说的史料出处有《唐六典》、《通典》以及《旧唐书》等史籍。如《唐六典》卷二员外郎条曰：“凡诸州每岁贡人，其类有六：一曰秀才，……此条取人稍峻，自贞观后遂绝。”再如《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曰：“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亦曰：“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
    其三，唐代秀才科“始停于高宗永徽二年”。用来论证此说的史料出于《新唐书》和《文献通考》等。《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和《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中均言“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上述诸说，谁者为确，暂且不论。通过史料的排列，人们不难从上引诸书关于唐代秀才科的记载中发现下列问题：为什么《旧唐书》志、传记载互有出入，即使同一职官志，“有唐以来无秀才”之说在其前，而“此科于贞观后遂绝”之说继其后？为什么《旧唐书》所载太宗朝的张昌龄、高宗朝的刘祥道等人认为有唐以来无秀才之举，玄宗朝的张九龄、李林甫等人所著《唐六典》及代、德时期的杜佑所撰《通典》等却说此科于贞观后停废，而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的《新唐书》及宋、元之际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又说至高宗永徽二年始停？似乎这些著述愈是问世在后，其论秀才科的停废时间也愈往后推。这些歧议产生的原因应该是上述史著取舍资料有出入。
    一般地说，成书最早者，所取资料最为原始；成书最晚者，所取资料最为丰富。以此来检讨上述各书，出自张九龄、李林甫诸人之手的《唐六典》，其资料的真实性似最为可信，但《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记叙唐代秀才科，在沿袭此说时加注如次：
    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来无及第者。至天宝初，礼部侍郎韦陟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其常年举送者并停。由是又见唐代秀才科在贞观后并未“遂绝”。《通典》所言应该是有所凭据的，这种凭据自然来源于《唐六典》之外的资料。如果其言属实，则《唐六典》关于秀才科停废时间的说法自然可以打上问号。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前引《唐六典》有关秀才科的论断，并非取自正文，而是见于其注。按照纪昀等人据有关史籍考论，《唐六典》的撰著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先是开元十年（722年）陆坚奉旨修是书， 玄宗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后又委毋焸、余钦、韦述；后张九龄又委苑咸。在经过众人之手后，再由李林甫作注，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书成上玄宗。可见言秀才科“自贞观后遂绝”，始作俑者应为李林甫。至于撰于战乱五代的《旧唐书》，是在前人多种著述的基础上拼凑糅合而成，资料丰富是其特点之一，而错乱矛盾亦是其特点之一，因此所述唐代秀才科及有无停废问题出现相悖之处也就不足为奇，而其中“贞观已后遂绝”之说显然取材于《唐六典》。成书于北宋时期的《新唐书》及后来问世的《文献通考》等，是在广泛地搜集前人的文字资料的基础上撰著而成，这一点通过比较《通典》与《文献通考》两者就可以看出。在唐秀才科停废问题上，《文献通考》既照录《通典》的前引结论和说明，又增加了《旧唐书》中所载刘祥道的上疏，同时抄录有《新唐书》的有关叙述并袭用其“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之说。可见愈是成书在后，其采收资料也愈丰富。
    《新唐书》和《文献通考》之所以在唐秀才科停废问题上不同于《通典》，应该说可能是这两部书的作者见到了《通典》以外更为具体明确的材料，其中最大的根据恐怕来自唐人的《登科记》。这从《文献通考》所引“唐登科记总目”即可见其一斑。对此清人已有考实，如徐松即言：“宋人著述，每引登科记。”〔1〕正是这类史籍， 使《新唐书》与《文献通考》等宋代及其后世的著述有了与《唐六典》、《通典》等相异的说法，也使马端临能够开列出有唐一代全部进士及第人数的目录，其中亦包括高祖武德五年至高宗永徽元年的秀才及第人数。但是，欧阳修、马端临他们所采集的“登科记”，并非唐人《登科记》的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