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既然唐人留有“秀才合为进士一科”的记载，那么我们不妨再来探讨一下这两者合科的缘由。为了剖视这一问题，不妨先以前引王定保所述“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为其着眼处。
    王氏的这段文字透露出一种信息，即科举取士制度在高宗时期就曾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这就是士人“竞集于进士”而少与他途。对这种情况变化，封演亦有类似记载：“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26〕事情发生变化的原因，似乎由考试内容之难易引起。再如《文苑英华》卷五一四判目十二：“乡贡进士，至省求试秀才，考功不听，求诉不已。”对此赵岊判曰：“在今日之区分，非曩时之名数。文艺小善，进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美彼良士，贤乎我师，以穷乡之莫知徒举其小，庶会府之达识即致其大。亦犹鲸鱼之皷溟海，叹蹄涔之暴鳞；骅骝之中庭，望云朔而骧首。”从赵岊判辞可知，秀才在时人心目中其地位甚为崇高，乃为取士量材之最高目标。这一点后人多有认识，如洪迈就指出：“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实为贡举科目之最。”〔27〕
    但是，仅仅以避难从易来解释唐人少与秀才科场，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说明问题；更何况根据上引有关资料来看，进士科所试内容与秀才科相较，并无特大差别，所谓方略策无非也是议论有关时务问题。这一点前引资料已有明示，即“进士科与俊、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即使秀才科及第标准严格，也不至于驱使士人竞集于进士一途，因为按照唐代科举出身叙阶之法：
    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已下递降一等，至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降秀才三等；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降一等。〔28〕可见由秀才科及第者，所获得的起家官职品阶高出于由进士出身者四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考场之事！再就人们的好胜心理而言，真正有真才实学者，应乐于由此门登进，以此炫示自己之才识，这可从前朝如晋时王接与谷俭、北齐马敬德等人事迹中得到明证〔29〕。即如唐代本朝，前述赵岊所判者“求诉不已”亦可示一斑。此外，据《通典》所述，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复有”秀才举，“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却未见有士人多趋秀才科而冷落进士科场的记载。可见，考试内容之难易，只能是影响争擢秀才科的因素甚或重要因素之一，但绝非其根本原因。
    或有论者根据杜佑的行文，认为秀才科废绝的原因是“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30〕。此种说法亦难服人。因为举士不第坐其举者，是自汉代就有的规定，两汉并未因此规定而使有关科目进入绝境，恰恰相反，秀才举由前汉而后汉，反而越来越兴旺、流行。况且唐代惩罚妄举并非专限秀才一科，而是针对整个贡举：“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31〕既然凡贡举非其人者皆受惩罚，为何其它科目无碍，独秀才一科受挫？此外，据此理论印证唐代有关事例，也颇乖悖现实。如主要活动于德、宪时期的权德舆，在其著述中即记载有举而未第的事情。其一：“（姚南仲）烈考发，天宝中举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奋，从西平王哥舒翰于陇上，积功劳至右领军卫将军。”其二：“（肖惟明）天宝中举秀才，数上行过乎谦，竟不得居甲乙科，时苟未至，虽巧力无所措其用。”〔32〕再据前引《唐摭言》，武德五年十月诸州共贡“秀才六人”，但至十二月吏部考试时仅得“秀才一人”。若果真正严格实行“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的规定，谁也不会傻到“知难而进”，接“妄举”而坐罪者之踵。
    分析任何制度，尤其是关系到统治阶层官吏人才选拔的取士制度，必须联系时代变局及社会政治。唐代秀才科至高宗朝发生变化，是政治变化的客观反映。这种政治变化最为突出点当为武后秉政。
    按照儒家正统言论，“武后之乱，改易旧制颇多”〔33〕。就其在科举制度方面的表现，诸如开创亲自殿试贡士之制，令九品以上官员和百姓皆可自行荐举，调整科举科目，变更考试内容，以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取士对象，凡此等等，皆是超前启后的变革之举。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击李唐的政治核心势力，极力通过取士这条门径，选拔寒族地主阶级士人，以实现政治机构的人事“大换血”。对这种历史上的政治变迁，前人多有阐析，今人亦有续论，故无须再作赘述。现仅引陈寅恪先生一说以示之：
    进士试虽设于隋代，而其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34〕值得指出的是，如众所知，虽说武后登极在光宅元年（684年）， 但自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即行参与朝政，故此高宗朝中、 后期社会政治的诸般变化，尤其科举制度的变革，武后也无一不参与其间，是故陈寅恪言“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对于这种变化情况，曾为德宗朝礼部员外郎的沈既济所言极为明确：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乘，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35〕
    由于武后时期的变革，“因循日久，寖以成风”，至玄宗时期虽在取士制度方面对祖制有所复旧，但因“其局势遂成凝定”，故终以进士为士林华选。所以有唐一代，自武后以降，“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36〕在如此社会氛围之中，秀才科场门庭冷落自然为情理中事。这也是代宗朝依杨绾建议“复乡举里选之法”的措施不能巩固的根本社会原因。由此可知，正是由于高宗、武后时期国家取士导向起了变化，所以导致秀才科生命力日渐萎缩，以致“为秀才者殆绝”。
    或问，既然均凭考试进取，为何不兴秀才科而兴进士科？细察有关秀才科目及秀才及第的文字记载，恐怕与秀才及第者的人才来路有关。唐代取士，虽说一般史书均言常科人才来源有“生徒”及“乡贡”两途，“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但无论成书最早的《唐六典》等，还是成书甚迟的《文献通考》等，从其记叙行文中，均可见秀才一科与“州贡”、“州举”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由此拙意认为，在唐代取士科目之中，秀才科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即其人才来源，即使不全是恐怕也主要是由乡贡里选这一途径而得。也就是说，在唐代诸般科目之中，秀才科带有两汉以来荐举制的胎记，最具乡举里选的遗风！
    前引种种资料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诸如《通典》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韦陟奏言“令官长特荐”；《唐摭言》“诸州贡秀才”；《旧唐书》张昌龄“本州欲以秀才举之”；刘祥道称推举秀才为“荐贤之道”；《新唐书》刺史欲举任敬臣秀才；《全唐文》徐坚“州辟秀才”，凡此等等，无一不在说明秀才科非由生徒而自乡贡。尤其在秀才科目由常科改为特科一个时期后，旨在复乡举里选之法的杨绾说得更为透彻：“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37〕既然“不乡举”等“非取士之实”，反之要真正实现取士之实，则必实施乡举无疑。是故在他拟定的贡举条目中，分作孝廉举人、秀才举人及国子监举人等，明确地将“乡贡”与“生徒”分为两个系列进行举选。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与主要由生徒出身者“怀牒自进”的进士科不同，秀才科合于古时“取士之实”，以地方官长举荐为主。通俗地说，进士主要从学校毕业生录取，而秀才主要从社会知识青年中荐送。从唐代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来看，这种由地方官长控制的举士途径及措施，当然不利于志在“新桃换旧符”的武后组织自己的政治势力。由此可见秀才科与进士科的抑扬升退，其实是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折射和必然产物。是故曾“数预决国事”的李安期在回答高宗责备侍臣不进贤时奏曰：
    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广不为无贤。比见公卿有所荐进皆劾为朋党，滞抑者未申，而主荐者已訾，所以人思苟免，竞为缄默，以避嚣谤。〔38〕在动辄以“朋党”罪之的阴霾笼罩下，主要靠荐选而取士的秀才科，自然难以获得光明的前途。我们还可以窥见到这样一种事实：前引种种秀才及第者的个案材料中，武后一朝竟无一人。所有这些是否即表明：唐代秀才科施行至武后时期，其得人几至于无，甚或曾一度停废过呢？如果这种推理合乎历史事实，那么杜佑所言的“复置”就有了较充足的理由和圆满的解释，只是由于此科向来得人极少，杜佑于武后朝前后资料未得周全，因而在时间上有所错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