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人所作《登科记》，据考订不下十余家，其说见于《玉海》。这十余家《登科记》，有幸流传至宋的仅见《新唐书》所载的三家，而且这三家也只留有残卷或仅存书目而已。它们是“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失名）”、“姚康《科第录》十六卷”和“李弈《唐登科记》二卷”〔2〕。其中崔氏一书所录内容自武德而至贞元， 但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宋时已是残阙十分严重，仅存一卷，另有《玉海》载赵修之序，《书录解题》言此书“后有续之者，迄周显德”；姚氏一书所录内容自武德至长庆二年为十一卷，续之者自长庆三年至天佑丙寅为五卷，共计十六卷，但《书录解题》言洪兴祖作《韩昌黎年谱》时“仅得其书五卷”，可见此书亦非全帙；至于李弈一书，早在五代战乱时即已为纸灰，至宋时仅留有书名而已。除此而外，见于《唐会要》则不载《新唐书》者有大中十年郑颢所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其书所录内容自武德至大中，但“亦久佚也”。及至赵宋时期，有乐史修定的《唐代登科录》四十卷，但在作“崇文总目”时“已亡”，只留有雍熙三年正月所上的《登科记》三十三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十卷），其书所录内容起于武德迄于天祐末。绍兴三十年十月，洪适重编《唐登科记》为十五卷，主要以前述姚康书残篇“五卷”为其取材之处，其后他又得“别本”，其所录内容起于武德终于大和（太和）。洪氏之后，有人将这两种“登科记”合崔氏之书三者糅一，天宝前以姚书为正，天宝后三者参用。及至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时，有关唐代科第名目次第，即采自这种出自宋人之手的唐人“登科记”，如“诸科”之名用“乐史本”，其他内容则于乐、洪两种本“兼收之”〔3〕。 至此可见，由于唐末及五代战乱，唐人所撰“登科记”大多失散无存，及至宋人征用有关资料时，不仅没有见到此类著述之全部，而且其所得卷册亦非某家手笔之全部。由这种零散的二手货去论断唐代秀才科何时存废，则难免不周全之处。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宋人所得之资料不全，更在于唐人所设之文字迷踪。据昭宗光化年间进士出身的王定保所言：
    永徽已前，俊（士）、秀（才）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由是赵修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4〕王氏这段话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永徽尤其是咸亨之后，争科第出身的士人奔竞于进士科，而少与俊士、秀才两途，是故赵修等人在《登科记》中，干脆删去了俊士、秀才这两项名目，而统列之为进士而已。可见前人所谓永徽二年后停绝秀才科，不是绝于科试考场，而是绝于时人记录。这种记录，按照封演的说法，其问世甚早。在他于天宝年间“初擢第太学”时就见有旧本：“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余初擢第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纪末。”〔5〕由于这类记载早在唐代本朝就被人“删去俊、秀”，根据前人所留笔墨来修撰前朝历史的后人们，当然也就无从考实了，更何况又经唐末五代战乱的佚散流失，由是两唐书及《文献通考》等史籍令人难以找出唐代秀才科的完整材料，自然不足为怪。延至后世，年代愈是久远，其事也就愈加扑朔迷离了。不过，依据既有的前人笔墨，唐代秀才科的蛛丝马迹仍依稀可见。
    二
    唐代设科取士，始自高祖李渊时期。据《新唐书·选举志》，高祖即位后有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王定保在《唐摭言》中指出，此诏发于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一日， 所谓“岁随方物入贡”的具体时间为“每年十月”，对此，他进而指出， “斯我唐贡士之始也”〔6〕。可见唐代自贡士之始即设有秀才科目，而且在“岁贡”前须经考试。这种诸州所贡之士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的制度，自武德五年（622 年）起即付诸实行：
    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自是考功之式永为常式。〔7〕自是年起始，一直到永徽元年（651年），近30年间的秀才举选人数， 《文献通考·选举考》所引“唐登科记总目”均有详细记载，现整理列表如次：
    年份人数年份人数年份人数
    武德五年1人 贞观五年1人 贞观十四年1人
    七年2人 六年1人 十五年1人
    八年1人 七年2人 十八年1人
    九年2人 八年1人 十九年3人
    贞观元年2人十一年 1人 二十年1人
    三年2人十二年 1人二十三年 1人
    四年1人十三年 2人永徽元年 1人
    共计记载秀才29名，平均每年一人，可见唐代秀才确实难以考取。但是，名额绝少，难于考取，只是说明秀才科较其它科目更为严格，而绝非“有唐以来无其人”或“斯举遂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