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矿西珍”实态的考察
    根据文献记载，晚明海上贸易之利，以东洋最富，即以银为贵。关于这一点，在明朝人的海洋意识中有清楚的认识。明末何乔远《开洋海议》云：
    佛郎机之地，本在西洋，吕宋不过海岛一浮沤耳，其民皆耕种为业，佛郎机夺其地开市于此，人遂名吕宋，而亦名东洋……此皆据今日吕宋、红夷二夷入我近地而论，此所谓东洋者也。此外尚有暹逻、柬埔寨、广南、顺化以及日本倭，所谓西洋也。暹逻出犀角、象牙、苏木、胡椒如加留巴，又出西国米、燕窝，他番所无。柬埔寨、广南、顺化亦出苏木、胡椒。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手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而其国有银名长锜，别无他物，我人得其长锜银以归，将至中国，则凿沉其舟，负银而趋，而我给引被其混冒，我则不能周知。要之，总有利存焉。而比者日本之人亦杂住台湾之中，以私贸易，我亦不能禁，此东洋之大略也。(35)
    这里不仅明确了东西洋在明末的划分，而且详细记述了东西洋特产，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提及日本除了白银“别无他物”的特征。
    何乔远《请开海事疏》中谈及“开洋之利”，细述东西洋贸易商品情形，再次说明东西洋贸易的不同之处：
    臣请言开洋之利，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逻、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段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磁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36)
    这里突出了与吕宋贸易中可以获得的银钱，实际上，这也就是通过吕宋与美洲的丝银——瓷银贸易。
    晚明泉州籍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曾云：“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易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为乐土而久留。”(37)这也是东洋海上贸易以中国商品交易银钱的例证。清初人对晚明中国前往西洋船只折往东洋贸易的情形也有评述，王胜时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38)
    明朝在漳州月港的加增饷征收，印证了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的变迁。《东西洋考》记载：“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白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故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征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后诸商苦难，万历十八年，量减至百二十两。”(39)加增饷是福建漳州月港专门为出洋到吕宋的商船所设商税，是一种附加税。征收对象是船主。由于当时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群岛，开辟了吕宋到墨西哥的航线，以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生丝等商货，因此至吕宋贸易的中国海商在归国时几乎不载货物，而运回大量墨西哥银元即白银。鉴于此，明朝特地设置了加增饷。
    事实证明，中外海商在东洋的最大利益是白银的获取。晚明海上贸易东西洋新格局在明初郑和下西洋西洋凸显之后，转向东洋地位明显上升，出现了东洋的凸显，这是东洋贸易结构的变化使然。
    从出洋船只的分配比例上看，虽然表面上明朝规定的东西洋出洋船只是对等分配的，似乎二者没有差别。然而根据前述东洋与西洋的国家数目，显示出东西洋并不对等，西洋国家远比东洋国家多出一倍有余。这说明从出洋船只的制度安排上，东洋已经占上风。通过月港，中国商品大规模输出，大量白银输入，这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结构变化，凸显了具有白银资源的东洋在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万历二十五年(1597)，泉州人提出分贩东西洋，由泉州抽东洋饷税，漳州抽西洋饷税。史载：“泉人以兵饷匮乏，泉观察议分漳贩西洋，泉贩东洋，各画陇无相搀越，欲于中左所设官抽饷，如漳例”。(40)当时立即遭到漳州府的强烈反对，“力言其不可”，于是分贩之议不行。
    值得注意的是，当隆庆初年明朝海外政策做出大幅度调整，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伴随这一调整趋势，明朝在广东对澳门政策也基本定型，澳门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促使澳门迅速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港。(41)澳门本身虽然不在东洋范围之内，但葡萄牙人经营的澳门贸易航线中最为活跃的是对日贸易航线，也就是说澳门海上贸易得利最为丰厚的是来自于东洋贸易，并由此进入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也参与马尼拉的美洲白银贸易，也就是葡萄牙人参与美洲白银运行相关的贸易活动。就此而言，澳门在东洋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42)
    晚明“东矿西珍”之说的出现，印证了东洋的凸显，这无疑是海上贸易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矿西珍”即东西洋的主要商品贸易结构。西洋主要显示了传统贸易的连续性，虽然由于西方人东来出现了变化，但相对东洋来说，西洋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不大，反衬了东洋商品贸易结构变化巨大。概括而言，16世纪是东洋凸显的时代，而东洋的凸显，得力于“东产多矿”，即白银的输入。
    商品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贵金属白银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进口商品的性质。当时输入中国的白银不只是来自东洋，西洋商船也带来大量货币白银。海上贸易出口商品结构反映出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资源情况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对外竞争力，随着晚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海上贸易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进口以白银为主，是以中国出口产品交易得来，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丝绸、瓷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态势。当时丝绸在海外已经可以大量织造，中国的出口以生丝或半成品为主，在中国产品中唯有瓷器独步世界，以青花瓷为代表，出口比重急剧上升，数量巨大。生产青花瓷的窑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就是最好的证明。(43)
    商品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过去占进口比重最大的胡椒、苏木等香料和珍宝类，在晚明所占进口总值的比重相对减少，到万历年间，虽然仍有进口，但相对白银的输入，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反映了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确实有了较快的发展，以及海上贸易领域和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西方一直无法以大宗产品换取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只能采取以白银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丝瓷在根本上改变了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格局和结构，促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16世纪，海上贸易地理格局、贸易模式与商品结构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商品货币经济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乃至国家的变迁。白银在海上贸易中不再是无足轻重，而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现象中首先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它使得海上贸易迥然不同于过去。这一变化说明，发展到嘉、隆、万年间，中国海上贸易已达到最高点，而此时与明初以盛大的下西洋为标志的官方为海上贸易主体不同，是以繁盛的私人海上贸易为主体。
    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东矿西珍反映了晚明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这一结构变化在晚明海上贸易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标志着东洋的凸显与白银的巨大社会需求有着直接联系。货币流通是由商品流通引起的，货币流通的规模是由商品流通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的。隆庆开海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进入大规模迅速发展的阶段。月港鼎盛时期对外通商达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事实上通商地区和国家还不仅是官方记载的这些。从16世纪40年代白银成为中国市场流通领域的主币以来，海上贸易的交换手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白银在海上国际贸易中具有了主币的地位，开始与世界货币接轨。海上贸易商品交换所得主要是白银。白银既是商品，又是货币。东洋成为中国民间海上贸易获取白银资源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区域进行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商品，进行中转贸易获利。中国正是以自身的经济实力，以独步世界的丝瓷产品参与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
    五、“东矿西珍”的背后推力
    《东西洋考》云：“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44)在时人眼里，晚明海上贸易达到空前繁盛，“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45)东矿西珍正是海上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概括，其出现并非偶然。
    资本主义扩张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6)明初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洋与东洋，下西洋使西洋凸显，主要是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区域。晚明处于全球化的开端时期，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整体，联系世界主要大洲的国际贸易网络也正在形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也称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指地理上分散于全球的经济活动开始综合和一体化的现象，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开端于16世纪，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世界联系在一起，各国和各地区对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水平。在那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从区域史到全球史的过程。探讨区域史与全球史的连接，白银是一个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