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明海上贸易模式及其变化
    晚明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白银货币化加速进行，白银需求使市场扩大到海外成为必然。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私人海外贸易已成燎原之火，只能因势利导，以保利权。(21)于是有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明廷允准。(22)隆庆开海是明代海上政策变化的枢纽，也是明代国际贸易制度之一大变化。贸易模式从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由此中国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正式进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而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上以佐帑需，下以广生遂”(23)也开始正式运行。《东西洋考》由此应运而生。
    海上贸易的新格局是直接或间接引起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言之，新的制度安排和实施，又直接关系着海上贸易结构的形态和演变趋势。明朝将海上划分为东西洋两个贸易区域。万历十七年(1589)，福建巡抚周寀对东西洋船引的数量、航行港口和船数做了具体规定：
    东洋44只，包括：吕宋16只，屋同、沙瑶、玳瑁、宿务、文莱、南旺、大港、呐哔啴各2只；磨荖央，笔架山、密雁、中邦、以宁、麻里吕、米六合、高药、武运、福河仑、岸塘、吕篷各1只。
    西洋44只，包括：下港、暹罗、旧港、交趾各4只；柬埔寨、丁机宜、顺塔、占城各3只；麻六甲、顺化各2只；大呢、乌丁礁林、新洲、哑齐、交留吧、思吉港、方林郎、彭亨、广南、吧哪彭西、陆坤各1只。
    以上总共88只。船引的管理，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巡抚许孚远又做了增加：占陂、高趾州、篱木、高堤里邻、吉连单、柔佛、古宁邦、日隶、安丁、义里迟闷、苏禄、班隘各1引。于是“后以私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24)，达到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25)。此后船引数续有增加，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巡抚金学增又议增加引数：“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婆、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请再增二十张，发该道收，则引内国道东西听各商填注，毋容狡猾高下其手”，此时已达137引。(26)
    事实上，当时的出洋船只远远超过了官方规定的数目。如万历五年(1577)春，漳州海澄陈宾松的商船往交趾买卖，到顺化地方贸易，其时已有福建来航停泊的船只13艘。其时距隆庆开海十年，即使寻至万历十七年(1589)的规定，顺化也只有2艘，而此年则超多至13艘。(27)这说明晚明无船引的出海商船数量激增，远远超出有船引的商船数目。原因是作为海上贸易主体的民间海商，为海上贸易利润所趋，走私贸易仍然大量存在，至崇祯初年有万历末“海舶千计”之说。(28)
    给以船引之地是官方允许贸易的区域，代表了开海以后中国商船在东西洋活动的地区及主要贸易港口。东洋方向主要是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一带，只有米六合是在马鲁古群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洋没有包括日本贸易，即与日本的贸易当时仍然不合法，然而日本有白银矿产资源，中国有巨大的白银需求，中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大量存在，直至明末。据统计：1623年9月，澳门有小船7艘，中国大陆有三四十艘前往日本，运送大量绢丝及绢制品。(29)还有不少自漳州出发的船只在出洋后转向日本。这样一个东洋贸易活动的主要区域，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美洲的白银矿产资源相联系。
    还有一个典型例证，即漳州青花瓷的崛起。16世纪下半叶，在景德镇青花瓷取得了中国瓷器主流地位，开始走向世界之时，在闽南诞生了另一个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意义绝不亚于前者的青花瓷之乡——漳州窑。明初，江西景德镇是瓷器制造重镇，也是青花瓷制造的中心，当时福建漳州的瓷器制造尽管已经存在，但无法与景德镇相比。晚明月港开海以后，仅平和一县，现在发掘的窑址已有数十处。为何晚明漳州青花瓷会异军突起，在外销上几乎达到与景德镇并驾齐驱的地位？一般认为，漳州窑的发展与隆庆初年在漳州月港的开海密切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从贸易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标志之一——白银货币化与世界格局变迁紧密相连的视角来看，漳州青花瓷的崛起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是晚明中国海洋文化——闽南文化非比寻常的爆发式发展与传播的典型例证，更是晚明前所未有的繁盛的海上瓷银贸易的典型例证。
    既然《东西洋考》中的东西洋概念是明朝官方允许贸易的东西洋市场，以此与萧基所云“东矿西珍”的东西洋概念比较，最基本的区别显示了出来，即《东西洋考》的东西洋不包括矿源丰富的日本，而萧基所云的“东产多矿”包括日本。日本与美洲的白银确实在晚明都大量流入中国，但有一点至关重要：日本白银输入在前，美洲白银流入在后。准贩东西洋是隆庆开海的主要内容，这无疑是构成东西洋特定区域概念的主要原因。但是“东产多矿”，白银流入中国并不始自隆庆开海。这一点下面还将述及。
    海上通商贸易的考量是《东西洋考》的主要写作动机之一。正如谢方先生认为它是海外贸易“通商指南”性质的书。(30)但还应注意此书所涉及的是官方允许贸易的东西洋范围内的通商贸易。《东西洋考》先后应海澄县令陶镕、漳州府督饷别驾王起宗之请撰写完成，由漳州地方官主持刻印出版，表明这部书地方官修的色彩浓厚。
    因此，晚明人东西洋概念与明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将二者混淆。晚明东洋得到彰显，与郑和下西洋以后凸显的西洋平起平坐，呈现出与明初迥然不同的格局与面貌。《东西洋考》反映了晚明人海洋意识中关于东西洋新概念的形成，也反映了晚明中国海上贸易模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