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择立继嗣，是建安后期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决定着丕、植二人的政治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汉魏嬗代的历史转折，因此，历来史家予以关注，是很自然的。南宋人叶适认为，曹操打算在诸子中选择有才能者作为继嗣，并不专守嫡长；因此，“以文则（曹）植，以武则（曹）彰”，假使曹植稍用智术，即可得天下，故曹植有让位之德（《习学记言》卷二七）。清代人宋翔凤认为，曹植淡泊功名，有忠义之心，而曹丕有代汉之意，又居长嫡，故曹操舍曹植而立曹丕（《过庭录》卷一五“刘公斡”条）。周一良先生在叶适、宋翔凤论述的基础上，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曹丕曹植之争”条）。曹道衡以当时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对立嗣问题的态度为主要依据，认为“从种种力量对比来说，在这场王位继承权斗争中，曹丕其实处于压倒优势而曹植处于绝对的劣势”（《从魏国政权看曹丕曹植之争》，《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胡守为认为，曹操在选择继承人时既注重才能，又坚持道德标准，其态度是相当慎重的；曹植争嗣失败，主要是其德行有缺陷（《曹操在立嗣问题上的德才观》，《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综上可知，迄今对此的探讨，尚无较一致的看法。本文试图依据史籍记载，对立嗣问题作若干考辨，俾使事实更趋明朗。
    一、史籍关于立嗣问题的结论性记述
    曹丕、曹植争为继嗣，丕胜而植败。对于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三国志·魏书》有两处较为明确的记载。其一，《陈思王植传》云：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復、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曹操）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其二，《贾诩传》云：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面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这两处记载，一处是突出曹植、曹丕行为举止的差异，说明由此对立嗣问题造成的影响，即“宫人左右，并为之（曹丕）说”，以肯定的语气断言“故遂定为嗣”；一处是说贾诩故作深沉，借袁绍、刘表父子的故事打动曹操，也以肯定的语气断定“于是太子遂定”。古代史籍在记述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时，往往强调一点，不及其余，这是通病（纪传体较突出）。因此，以上两处记载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据此，曹丕、曹植争为继嗣的斗争，二人行为举止的差异及“宫人左右”的态度厚薄，曹丕的年长身份与袁绍、刘表在立嗣问题上给予曹操的警示，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载：“初，临菑候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卷一二《崔琰传》亦载：“魏国既建，拜尚书。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表明曹操为立嗣问题曾广泛征求各下属机构中僚属的意见，并采取了谨慎的隐蔽方式。检核史籍，明确记载曾接受咨访的有五人，他们是太中大夫贾诩、尚书崔琰、东曹掾邢顒、侍中桓阶、中尉杨俊。此外，尚书仆射毛玠、西曹掾丁仪、黄门侍郎丁復，也当在受咨访者之列①。曹操如此郑重地向臣属征求意见，那么，依据臣属的集中看法，即支持曹丕或支持曹植的主要理由和各自的支持率，从而作出倾向性判断，是在情理中的。我们无法详知当时的具体情形，但从种种迹象推断，事情是朝着有利于曹丕的方向发展的。
    支持曹植最得力者莫过于丁氏兄弟。史称丁仪“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②。丁廙曾劝谏曹操说：
    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③
    话中极尽赞美，尤其点明“贤才君子”爱戴曹植，可使大魏“永授无穷之祚”，极富感染力。这些话连曹操都觉得有些过份，丁廙则申明自己“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丁氏兄弟确实是倾全力支持曹植，其主要理由即曹植具有“奇才”。其次有杨俊，“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④。杨俊支持曹植的倾向是明显的，但底气却不那么充足。
    反过来看支持曹丕者的情况。邢颙接受咨问答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⑤毛玠密谏说：“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⑥桓阶则“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其具体看法为：“今太子（世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臣诚惑之。”⑦最突出的要算崔琰。曹操用密函咨访，他却“露板”回答说：
    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⑧
    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据“《春秋》之义”，力主曹丕“宜承正统”，辞意决绝。此举给予曹操及群僚的震动，可以想见，事实上，曹操确实“贵其公亮，喟然叹息”。后来丁仪怀恨崔琰，刻意加以陷害，即萌因于此⑨。以上意见归结起来，不外乎曹丕年岁居长，符合“立子以长”的宗法制传统和原则；所谓“德优齿长”，关键在于年齿，因为在前引丁廙支持曹植的意见中，也照例把德行褒赞了一番。仔细推敲，各人的看法虽有所偏重，但态度果决却是一致的。这毕竟是一个重视传统的时代。
    贾诩回答曹操咨问的话，已如前揭，立意与崔琰等人略同，而他引袁绍立嗣为诫，毛玠同样做过。可是，陈寿为何独独强调贾诩的“定嗣”之功呢？我们有必要对贾诩其人其事稍作考察。贾诩，武威姑臧人，年少时被人称为有“良、平之奇”，后在董卓部凉州军阀中。他曾倡议李傕、郭汜、张济等围攻长安，稍后投奔南阳张绣，充任谋主。官渡之战前夕，袁绍遣使联络张绣，贾诩当众予以拒绝，并劝张绣归顺曹操，由此深得曹操钦重。贾诩随从曹操征伐，也屡以计谋效用。由于他“策谋深长”，故“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⑩。既然贾诩是这样一位饱经世故的智谋之士，他对立嗣问题的看法，曹操自然是十分重视的。就贾诩而言，他密受曹丕委托，当然想使自己的答辞切中要害，尽量对曹丕有利。曹操既然有舍长立幼的想法，也就不会过份重视传统的宗法观念。但是，如果由舍长立幼而引起争斗和内乱，则是曹操不能不顾忌的。袁绍舍袁谭而立袁尚，在他死后，谭、尚兄弟互相攻伐，授曹操以隙，相继覆亡。刘表舍刘琦而立刘琮，导致在他死后，荆州不保。这些都是曹操亲见亲历之事，必然感触至深。贾诩基于这种认识，以袁绍、刘表父子的故事作答，可谓正中要害；而以他的经历智计，其说服力是毛玠所无法比拟的。以上大概就是陈寿将“定嗣”之功归于贾诩的原因。质言之，崔琰等人对曹丕的支持，加深了曹操对曹丕已有政治地位的认识，而舍长立幼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迫使他放弃了立曹植为嗣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