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嗣问题的缘起
    以上针对史籍关于立嗣问题的结论性记述，着重考察了曹操征求臣属意见的情况。然而，耍弄清该问题，还必须考察曹操对曹丕、曹植的态度演变，亦即该问题的缘起。
    曹操长子曹昂为刘夫人所生。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征张绣于宛，曹昂从征。张绣降而复叛，曹昂遇害。其次有卞后（建安初为继室）所生四子：曹丕、曹彰、曹植和曹熊。然而，曹操首先考虑的后嗣人选却是环夫人所生曹冲。曹冲字仓舒，《三国志》卷二○本传记载了他“以舟称象”和“智宥库吏”两件事，并说：
    冲仁爱识达，皆此类也。凡应罪戮，而为冲微所辨理，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幸也。”
    以舟称象的故事流传于古代印度和中国，本传以曹冲当之，应属附会（11）。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曹冲的认识。曹冲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他“仁爱识达”，如智宥库吏之类。本传注引《魏书》亦称：“冲每见当刑者，辄探睹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劳之吏，以过误触罪，常为太祖陈说，宜宽宥之。辨察仁爱，与性俱生。”此处照应传文，突出表现了曹冲观察、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态度，以其十余之龄，实属难能可贵。曹操寄未来于曹冲，“有欲传后意”，看重的正是这种秉性。另据史载，刘先甥零陵周不疑，幼有异才，曹操谓曹冲可与其为俦；及曹冲卒，曹操心忌不疑，遣刺客杀之（12）。由此益见曹操对曹冲才能的器重。曹丕常称：“家兄孝廉（曹昂），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13）确是实情。
    以上与曹丕、曹植争嗣虽无直接关联，但却清晰地反映出曹操的立嗣观念：嫡庶、长幼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政治才能。正如叶适所说：“操于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14）由此才有后来的一系列事态。
    《太平御览》卷二四一“五官中郎将”条引《魏武令》云：
    告子文（曹彰）：沙（汝）等悉为侯，而子桓（曹丕）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这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曹丕立为太子后，曹操发给曹彰的一道教令。它力图说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正月曹植等封侯（以后诸子相继受封），曹丕为五官中郎将，自那时起，曹丕的太子地位实际上已经确定（15）。该令掩盖择嗣内情的用意十分明显，不过，它也说明当初曹丕为五宫中郎将，地位有别于其他诸子，确是实情。我们不妨由此追述一下曹丕的政治履迹。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春，曹操征讨并州刺史高幹，留曹丕守邺，以崔琰为傅。这是曹丕第一次以世子身份充当留守重任，时为20岁。十三、十四年，曹丕从曹操南征荆州，又从至扬州；回邺后，参与议论“田畴让封”事，建议“宜勿夺（田畴之志）以优其节”，得到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16）。十六年正月，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曹操先后令凉茂、邴原为五官将长史，并特意为拜授邴原作教令（17）。同年七月，曹操西征马超等关中诸将，曹植等从征，曹丕留守邺城，以程昱参军事。其间，苏伯、田银在河间起义，曹丕遣将军贾信前往镇压，及时平定。为如何处置降虏，程昱与曹丕协商，决定先请示曹操，再作决断。据史载：“太祖还，闻之甚说，谓昱曰：‘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18）从曹操的话看，他对曹丕的政治地位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时期，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实际政治地位，曹植、曹彰等无法比拟。
    上节已经论述到，曹操为立嗣问题“密访群司”，崔琰、贾诩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见影响了曹操的判断，而这又是以曹丕的已有政治地位为基础的。以上考察可补证这一结论。
    曹丕、曹植争嗣起子何时？换言之，曹操何时属意于曹植？有关材料大都称是在曹植封临芑侯时。《三国志》卷一○《荀彧传》则称：“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据此，两人争嗣的开端还要早些，即在曹植封平原侯时就已开始。又因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年底，则最迟不得晚于是年。按：曹植由平原侯徙封临菑侯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时为23岁。据《曹植传》记载：
    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情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关于这段记述，卢弼认为：“十岁余已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为一时事；善属文，登台作赋，又为一时事。”（19）按：铜爵台（铜雀台）作于建安十五年冬，至十七年春始成，登台作赋即在此时，见曹丕《登台赋序》（20）。由此推断；建安十七年春，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至十八年五月曹操晋爵魏公，魏国建立，并不立即确立太子，在曹丕、曹植之间已有所计较；十九年曹植徙封临菑侯后，曹操欲立曹植的意图便十分明显了。据本传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可不勉与！’”征孙权事在当年七月，此前曹植已徙封临菑（21）。古时诸侯出征，则太子监国，曹操留曹植守邺，其意义即在于隐合古制之义；而他缘此勉励曹植，更是意味深长。在此之前，留守邺城通常是由曹丕充任的，这种角色的转换，表明曹丕的地位已受到实际威胁。曹植本传称：“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并非虚言。
    然而，曹植终究未能立为继嗣。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有两点，一是政治抱负，即篡汉之志，二是政治才能，即统治之才，曹操对曹植都不敢自信。曹操在后来作的教令中说：“始谓子建（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22）所谓“定大事”，以曹操晚年的行事推断，无疑就是篡汉之事。可见曹操是把选择继承人与完成篡汉大业联系起来考虑的，因此，他要求继承人必须具备篡汉之志和统治之才，并曾对曹植寄予厚望。但是，曹植的表现却不能令曹操满意。关于曹植缺乏明确的篡汉意向，曹丕则野心勃勃，周一良先生已有明晰辨证（23），此不赘述。本文着重论述两人的统治才能。
    关于曹植之才，本传称“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注引《魏略》载，曹操遣邯郸淳往依曹植，植“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传世《曹植集》录有《赞》20余篇，历颂汉武以上帝王及上古始祖，又有《汉二祖优劣论》、《成王汉昭论》，可印证引文（24）。曹植才份很高，应无疑问。但是，如果把曹植与曹冲作一比较，就可发现，曹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文才和论说之习，即他本人所谓“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与曹冲具有实际观察、处理问题的能力迥然不同；更何况建安时期，激扬文字，论道古今，本来就是一时风气，不独曹植为然。唯其如此，曹植的“才能”很晚才引起曹操注意，并且，这种“才能”能否转化为实际政治能力，也还须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