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曹丕、曹植争嗣起于建安十七至十九年间，原因是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同时，曹操在立嗣观念上重视政治才能，颇为轻视“立子以长”的宗法制传统和原则。在此之前，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实际政治地位，曹植无法比拟。
    二、曹操有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却对其政治抱负和才能不敢自信。就才能而言，曹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文才和论说之才，能否转化为实际政治能力尚属疑问。因此，曹操对曹植及曹丕进行了考察。结果，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终究不能令曹操放心。
    三、于是，曹操转而征求各下属机构中僚属的意见。在这方面，崔琰、贾诩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见影响了曹操的判断，尤其是舍长立幼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迫使他放弃了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另一方面，曹植的支持者丁仪的政治表现、杨修的复杂背景，以及曹植本人结交名士的态度，等等，都对曹植争嗣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其中充满了感情因素。曹植本来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经过曹丕的种种努力，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注释：
    ①参看《三国志·魏书》各本传，及《曹植传》注引《魏略》、《文士传》载丁仪、丁廙事迹。
    ②③（22）前揭《曹植传》注引《魏略》、《文士传》、《魏武故事》。
    ④⑤⑥⑧⑩（30）《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卷一二《邢颙传》、《毛玠传》、《崔琰传》、卷一○《贾诩传》。
    ⑦《三国志》卷二二《桓阶传》及注引《魏书》。
    ⑨（31） 参看拙作《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1）参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以舟称象”条。
    （12）《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13）《三国志》卷二○《曹冲传》注引《魏略》。
    （14）《习学记言》卷二七。
    （15）该令说明，曹操一旦确立曹丕为太子，便力图巩固其地位。他素知曹彰骁猛刚烈，恐其另生异议，故特意下令加以晓喻。《三国志》卷一九《曹彰传》及注引《魏略》载，曹操在洛阳得疾，驿召曹彰。曹彰未至而曹操已逝。曹彰到后，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后人多据此言，以为曹操临死前犹有改立曹植之意。个人认为，曹操一生行事慎重而果决，他立曹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断不至于临时反复。况且，曹植私开司马门，醉酒误事，已使曹操对他有很深的成见。因此，鄙见以为，曹操召曹彰，必是重申前意，对他再加敕戒。可惜曹彰不悟，以致有“问先王玺绶”事，终遭兄忌而被害。此事关系重大，故特予揭示。
    （16）《三国志》卷一一《田畴传》。参考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
    （17）《三国志》卷一一《凉茂传》、《邴原传》及注引《原别传》。
    （18）《三国志》卷一四《程昱传》注引《魏书》。
    （19）前揭《曹植传》卢弼《集解》。
    （20）《艺文类聚》卷六○引曹丕《登台赋序》云：“建安十七年春，回遊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
    （21）参考前揭《三曹年谱》。
    （23）参考前揭周一良先生《札记》“曹丕曹植之争”条。所可补充者，前揭《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曹操教令云：“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表明曹操对曹丕的“贪欲”亦即政治野心知之甚深。
    （24）参看《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汉二祖优劣论》当作《汉二祖论》，《成王汉昭论》当作《周成汉昭论》。
    （25）《太平御览》卷四二九引《魏武令》称，“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见（儿）各往督领之”，云云。也反映了曹操考察诸子从政才能的想法，时间应在建安二十年七月夺取汉中以后。该令并未付诸实施，姑记于此。
    （26）前揭《曹植传》注引《魏略》称丁仪为“沛郡人”。又《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魏武帝令》称：“昔吾同具有丁幼阳者”，云云。“幼”、“冲”相应，丁幼阳应即丁冲，则丁冲与曹操同为沛国谯县人。参考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7）建安十七年，西曹曾一度井省，不久恢复。丁仪应是就任恢复后的西曹掾。又毛玠被废事，并参前揭拙文。
    （28）《后汉书》卷五四《杨彪传》。
    （29）《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条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