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旋于次年10月请人代买回《皇朝经世文编》和《续编》等书抓紧补习。在集中阅读这些新学文章约半年后，刘氏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70、73页。）。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本已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到取士标准正式转变时，又有悔之已晚的感觉。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其实已带有质变之意。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的转变（更多是在意识层面，潜意识即通常所谓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
    湖南举人皮锡瑞就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甚值得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合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刘大鹏则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他认为教书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并不愿以此为生。刘氏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自己也一直在补习新学。义和团事件后，山西省城各书院改为大学堂，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隔县的教馆赶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注：说详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之事则“今无闻焉”（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科举的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且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立刻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
    与“馆地”直接相关的兴学堂之举，也值得再作考察。科举制改革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大约就始于兴学堂。章太炎注意到：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而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隋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注：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0页。）。
    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大学（初期则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后来逐淅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到民国后，章太炎进而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注：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23页。）。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因应的措施。
    当初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折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注：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6-245页。）。
    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以作弥补（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十八日、闰三月三、四、六、十一日。）。改策论已患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当时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注：侯生：《哀江南》，《江苏》（1903年4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37页。）。
    由于改与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刘大鹏即看到关键所在：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就突然废除的（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6页。）。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