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有无学问的标准或者就在于能否起作用。梁启超有一点并未说错，不论学堂培养出的新学生是否是人才，后来“出任时艰”者的确多是这些人。惟他们在“出任时艰”后能否比书院培养而科举选拔出的士人更能因应中国面临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以民国政治的不如人意，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那么正面肯定。
    据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严复在民国时的回顾，他对清季学堂的观感与叶德辉甚相近。严复以为：晚清“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7页。）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或即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从梁启超到林白水，攻击“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没有什么可望了”是持续的论调。清初的曾静曾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其实皇帝合该我儒生做。林白水则代国民立言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厉害可怕得很。”这与曾静的认知完全相反，最能体现时代的变迁（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07-117页。）。
    到民国后，留学生杨荫杭发展林白水的观念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11月1日《申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叶德辉观察到的“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似乎不无所见。读书人与社会和实际政治的疏离与脱节大致是明显的，这与科举制的废除也直接相关。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政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但清季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士人心态也在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则主其事者已认为分开才是正常。民国后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06-107页。）。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遂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科举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那时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注：沃秋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这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注：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关于绅商，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形成，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在科举制的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
    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第420－421页。）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