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救国两不误”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不过胡适反对“两不误”，他主张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缺乏“正义”。惟从社会视角看，“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是民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后“光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写照，也是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第119-121页。）。
    可以看出，清季科举制的改废并非仅仅是个政治变革，它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故社会史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由此制度变革引发的各类直接间接后果，而且提示了一个考察近代中国更广阔的文化与政治演变进程的认识取径。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注：杨荫杭：《老圃遗文集》（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报》），第414页。）他观察到的20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本已无用，且学人中复有学客。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社会失去重心之后，何者来填补？从社会群体的成分、所含人数以及参与意识等综合因素构成的社会竞争力来考察这方面的发展，或者还能得出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