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不绝于书；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墙也不鲜见。至于湮没于地下、经发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唯公众，即便学术界，一般也是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的：“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2]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3]和曹魏时期的都城——邺城[4]。再往前，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城郭齐备的状态是主流吗?其背后的动因又如何?如此种种，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梳理考古材料，提出我们的看法之前，先对相关概念作一界定。
    与城相对，郭是“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5]。从聚落形态上看，郭是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在郭出现之后，郭虽有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等不同的称呼，但其意甚明。既然郭的存在以城为前提，没有(内)城，郭则无从谈起，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也就只能称为“城”。从城郭的视角看，本文所提出的“大都无城”之“城”，指的就是这种聚落外围的城垣。
    这里还有必要对本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郭区”加以重申。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夏商西周时期“都邑之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这两大部分的雏形”，但罕见郭城城垣。当时的都邑遗址大都“由宫庙基址群及周围的广大郭区(含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组成”，并举例提示“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区而无外郭城城垣的现象，在文献中似亦有迹可寻”[6]。
    相对于外郭，城又被称为小城、内城，指的是被圈围起的聚落的一部分空间。这部分聚落空间，往往具有特殊的功用。在都城遗址中，它们多为贵族或统治者所有，属于一般意义的宫殿区，故这类区域也往往被称做宫城。上述小城、内城之类，是从规模或空间位置的角度给出的命名，虽然模糊但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宫城的命名，则是从属性的角度给出的，意义明确但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使用时反而容易引发异议。如果一定要用宫城这一概念，就要考虑到它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宫城即小城或内城，它包含了与宫室有关的各种建筑、手工业作坊等附属设施、贵族府第甚至一般居民点和空地(苑囿)等；狭义的宫城则是指用宫墙围起的、含有宫殿区内的主体建筑(一般为宗庙寝殿所在)的大的院落[7]。
    小城、内城、宫城在称谓上的混乱，由来已久且持续至今。如果稍加整合，内城(小城)可以定义为等于或包含宫城。相当于广义的宫城即内城的区域，在汉魏之后逐渐具有皇城的性质。至隋唐时期，以宫廷服务机构和朝廷办事机构为主的皇城区域正式被明确下来。
    二
    通过对都城遗址考古材料的梳理，我们认为“大都无城”是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态。以下即分阶段对此加以分析。
    (一)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是主流
    公元前两千纪伊始，是古典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前期，但在考古学上看不到所谓的“王朝气象”。中原地区仍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尚无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约公元前18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8]。
    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始，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在其中心区先后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等重要遗存。但在逾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9]。有学者注意到二里头时代的设防聚落一改龙山时代城垣辅以宽壕的传统，在聚落内部流行窄环壕以明确功能分区，聚落外围则流行宽环壕，进而推断“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许是二里头时代居民多选择开挖环壕而少筑造城墙的原因”[10]。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表一)。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集团所组成[11]，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都邑颇为相近，无独有偶的是，殷墟也显现出与二里头相近的聚落形态(详后)，这是值得重视的。
    到了商王朝二里岗期，二里岗文化不仅迅速覆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有极大的飞跃。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围以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应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有计划设置的。郑州商代遗址群的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外城加沼泽水域围起的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12]，而其中3平方公里的城垣内除较集中的宫室建筑群外多为空地，故不少学者认为“郑州商城已发现的内城可理解为‘小城’或‘宫城’”[13]。而由不足1平方公里扩至2平方公里的偃师商城，则城垣宽厚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城门狭小，加之城内府库类建筑的设置，都体现了较浓厚的战备色彩。鉴于此，郑州商城为商王朝主都，偃师商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14]或辅都[15]的意见应是较为妥当的。
    关于二里岗国家的性质，学者多有论述。由大规模城郭的出现，以及对晋南和长江中游等地的扩张和据点建设，有学者认为商周王朝“战士国家”的特质，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16]。“二里冈期商文化区中心周边的城址跟随着中心城址废弃的现象，说明了这些城址不具备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当时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政权的城邑而不是间接控制的诸侯国(习惯上称商代的这些国家为‘方国’)的城邑”[17]，甚至可以说，“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的政体显示出商王室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获得像二里冈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18]。这种政治性强势干预甚至显现在陶器生产和消费上：“二里岗时代，在中心地陶器组合扩散的同时，各地的地方要素急剧减少甚至灭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即被伊洛·郑州系陶器一元化。”[19]这些特征，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郭形态在二里岗时代出现的历史背景。
    
    

    随着以郑州商城及其郊外的重要遗存小双桥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岗文化的衰落，以洹北商城为中心的洹河两岸一带作为商王朝的都邑崛起于豫北，殷墟遗址群开始走向繁荣，殷墟文化也自此发端，成为商代后期文化的典型代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