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曹操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至死于斯。社会环境造就了曹操。他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少即习武，“博览群书，特好兵法”。长而为尉，即亲武事。既迁典军校尉，适董卓乱起。自此，鞍马劳顿，倥偬一生。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最终他成了一代军事大家。曹操的军事思想，是祖国军事思想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三国志》注引晋人孙盛《异同杂语》说，曹操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隋书·经籍志》记载，曹操作《〈孙子兵法〉注》二卷、《〈孙子兵法〉集解》一卷；《〈太公阴谋〉解》三卷；自撰兵书有《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接要》十卷（另有三卷本），《兵书略要》九卷，《魏武帝兵法》一卷。还有的记载说，曹操曾撰有《司马法注》。上述著作，有的可能是同书异名。但整体可见曹操确曾有过不少兵法著作。这些著作在唐代以后大都失传了，仅有个别著作留下残文。我们现时所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及他本曹操文集中相当部分是军事性的，这些军事教令，极大可能是魏晋时人所辑曹操兵书中的内容。
    曹操作有《孙子序》。历代学者据此认为，现存《孙子》十三篇，就是曹操整理删削而成。此论不虚。第一，曹操已在序中明确交代，时行《孙子》文字“烦（繁）富”，“失其旨要”，因作“略解”。第二，《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可见两汉期间并没有“十三篇”行于世。第三，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发现的《孙子兵法》远比现存十三篇为多，可知者尚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见吴王》等等。现存《孙子兵法》得以保存和流传，正说明操之“略解”整理的十三篇得其精要，从而使其为人所重，为兵家所本。唐人杜牧说：“孙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成此书。”为《孙子》作注者十一家，杜牧是其一，由他作此断语，定非虚言。
    现在仅就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释（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十一家注孙子》为本）、现存曹操全部军事性著作（以清人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和中华书局1974年版《曹操集》为本），以及他的重大军事实践，述论他的军事思想。
    一、恃武者灭，恃文者亡
    曹操在《孙子序》这篇不长的文字里，明确地讲述了自己对于战争的历史作用的基本认识和对孙武其人及其兵法的推崇。他说：
    操闻上古有孤矢之利，《论语》曰“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贞文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现存《司马法》此句作“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在这里，曹操辩证地提出了“恃武者灭，恃文者亡”的甚具哲理的观点。他认为，只是依靠战争而不恤民、不讲仁义是要亡国的；反之，只是依靠讲仁义说道德，而不作战争的准备，也是要亡国的。
    可以看出，“恃武者灭，恃文者亡”这八个字，集中体现了曹操的战争历史观。曹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这一观点：第一，他从历史典籍以及古之圣者的言行中撷取根据，说明战争实乃历史必然，自古圣人不仅不反对战争，而且认为应该作好战争的准备，要“足兵”，备“师”，甚至主张“整旅”讨伐不服；第二，以历史的事实肯定了战争的历史作用，指出如古代圣王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第三，用吴王夫差和徐偃王亡国的事例说明二者必备而不恃一的道理。史载，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后，不知修明政治、安民治国，而是恃武北向争霸，败齐师，会诸侯，与晋争强，结果越王勾践乘虚而入，灭掉吴国，夫差自杀身死；徐偃王走的是另一极端，他只知修文，不谋军事。据《韩非子·五蠹》篇说，“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曹操根据以上数点说明了战争的必然性及其历史作用，从而得出了必然的结论，这就是他引用的《司马法》中的两句话：“人故杀人，杀之可也。”如果杀人（战争）能够安定社会、解救庶民，那就应该去杀人（战争）。
    曹操在这篇序文中特别提出：“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诗经·周颂》“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戢、橐都说的是把兵器收藏起来，但不是毁掉。曹操引用此意，当然不是主张“戢兵”，因为当时的曹操想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不可能有戢兵、息兵之想。因此，我们宜从两个角度去探讨曹操的本意：第一，它表明了曹操的战争观。曹操所说的“戢”，并非“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示不再战争，而是储藏兵器，以备战争。这同“载戢干戈”，立足点完全不同，一则重在息兵，一则重在备战。也就是说，曹操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自己的观点，即穷兵黩武不对，但必须作好战争的准备，如值不得已而用兵，不至失于无备；第二，它隐喻曹操自己一生征战，皆如圣人意，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绝非臆测，曹操屡屡用兵，东征吕布，北战袁绍，南御孙权，西讨马超，战前无不特意表现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绪。这种言论和情绪，固然有其本身的道理，但实际上也是策略上的需要。这里，曹操暗示人们应该从战争的历史作用的角度去认识他的一切战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