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力避多方面作战
    曹操没有说过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话，但从他的著作和军事实践中完全能够证明他具有这种思想。
    曹操注《孙子·谋攻篇》说：“欲攻敌，必先谋。”谋些什么呢？曹操接受并发展了孙武的思想。对于《孙子》说的“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曹操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在战术上给予具体化，指出“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败而得之，其次也。”他同孙武一样，特别欣赏“未战而敌自屈服”的战争结局，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即以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为上策，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是进攻敌人的军队，下策是攻城。曹操认为“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即不待敌人谋划完善，就发起进攻容易成功）；“敌国已收其外粮城守，攻之为下攻也”（即攻打已坚壁固垒城守的敌人最得不偿失）。他尤其反对义气用事，盲目攻城，指出“将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缘墙，杀伤士卒也。”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用兵之法呢？曹操在《谋攻篇》注中特别就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问题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孙子》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曹操接受了这样的思想，但他反对死搬教条，指出，“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意谓“十则围之”云云是指双方将帅的能力和武器准备完全相等的情况下说的，如果双方强弱不一样，则就不能搬用教条了。他用自己“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为例说明了问题。同时，他就力量对比的其他不同情况，历述了自己的具体战术。他认为，如果“以五敌一”，那么就应该“三术为正，二术为奇”即以五分之三的力量正面应敌，五分之二的力量从旁策应，出奇以制胜。如果“以二敌一”，那么就应该“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如果“己与敌人众等”，那么善者“尤当设伏奇以胜之”。
    曹操指出了几种不可与敌硬战的情况，一是我方兵力少于对方，则“高壁坚垒，勿与战也”；二是自己的力量不如对方强，则应“引兵避之”，因为“小不能当大”。
    曹操的用兵实践表明，他极其重视集中力量打击一方敌人，而竭力避免多方面作战。曹操一生多征战，其中大的战役概若十余。凡属重大的战争，他总是有计划、有目的而且有效地避免多方面作战。比如：南征张绣，他是在袁绍北战公孙瓒，袁术、吕布割据徐淮而不睦和刘备新败于吕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战争虽曾失利，但那是由于其他原因，就其战机来说是完全合适的。东征袁术，他是抓住了袁术的僭越称帝而被天下目为大逆的机会，先是挑拨袁术与吕布的关系，使其相互攻战，削弱其力量，然后再以诏书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把孙策安抚下来，令其牵制或出击袁术，最后亲征而败之。征战吕布，他依然是利用袁绍远击公孙瓒之机，并乘张绣、刘表新破“势不敢动”和袁术已无大的战斗力的时机发兵的，使吕布众叛亲离，授首于白门楼。官渡战袁绍，虽属被动应战，但他确实已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抚马超、韩遂的策略已经获得成功，并且收抚了张绣，中立了刘表，解除了多方应敌之虑。官渡之战期间，刘备叛依袁绍，曹操曾有过分兵击刘备之举，那是他看准了袁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刘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可以速战速决，不致因为暂时分兵而招来危险。至于赤壁之战，虽然天时地利非其机，但就战争形势言实乃不失为用兵的大好时机，先此他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击败了袁绍，消灭了袁氏兄弟和高干，平定了乌桓，西方仍处稳定之中，马腾“释部曲还朝”，实际已成了曹操控制关中的人质，张鲁、韩遂、马超以及益州牧刘璋等皆无东下之心。由此看来，曹操用兵荆州亦是先期解决了分兵应敌之虑，所以他能组织起浩大的军队。大兵压境，操至新野，刘琮举州而降。后来兵败赤壁，那完全是另外的原因，天时不佑，疫疾流行，士卒不习水战，骄傲对敌，中敌诈降之计，等等，而并非自分其势的缘故。另外，讨张鲁、征马超，西伐关中，以及进军濡须口击孙权，一时间概以重兵用于一方，而从不分其大势。甚至自将西出，在比较好地分析了敌我军事态势后，竟然仅以张辽、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人屯合肥，“密教”御敌，更见其何等重视一时间必以重兵用于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