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兵无常形，尚奇而贵诈
    曹操注《孙子》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孙子·计篇》注）又说：“兵无常势，盈缩随敌。”（《孙子·虚实篇》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孙子·计篇》注）可见，他已深得《孙子》“兵者，诡道”之义。
    事实证明，曹操用兵的确颇知而且善于临敌制宜。他主张“因敌而制胜”（《孙子·军事篇》注），倡导“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孙子·计篇》注），把“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以及“既参于利，亦计于害”（《孙子·九变篇》注）等诸多原则运用到战争实践中。
    曹操一生多征战，处处表露着尚奇贵诈之道。尚奇贵诈也是曹操的重要军事主张。
    固然，曹操虽然也有战争的失误，甚至是重大的失误，但这并不说明其尚奇贵诈之非，而只能说明其策略运用上尚有缺陷。实际上，更多的战争实例倒是证明了他尚奇用诈的成功。他不仅能够在一次战争中有效地运用一种诡诈之道，也可以在一次战争中综合运用多种策略。比如，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几乎是步步用计、处处施诈，而且大都取得了成功。曹操很欣赏自己的战术，所以当诸将问其为什么这样用兵时，他不无自豪地说：“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曹操屡屡得手的诡计之道有哪些呢？
    1、出敌不意。
    攻敌不备，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是曹操最为常用的战术。曹操在注《孙子》时说到两种情况，一是攻敌所必爱，出敌所必趋，这是为了调动敌人“不得不相救”；二是出敌所不趋，趋敌所不意，这是“使敌不得相往而救之”。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年），曹操北击乌桓的战例，常为历代兵家所称。据载，曹操征乌桓时相当艰巨，他从郭嘉、田畴之议，“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越险而进，因敌无备，密出乌龙塞，直至单于庭，终于取得胜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决战之前， 袁绍遣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操北救刘延，先造假象“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然后轻兵兼行袭白马，掩其不备，使关羽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遂解白马之围。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至潼关，与马超夹关而军， 作出决战的假象，而另暗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乘敌不备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顿使马超失去关河之险，而陷入被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征张鲁，张鲁使弟张卫等据关坚守， 横山筑城十余里，操诡引军还，敌守备解散。曹操即“击其懈怠，出其空虚”，密遣将乘险夜袭，大破张鲁军。
    此数例皆属“使敌不得相往而救”。至于初平三年（公元192 年）黑山军于毒攻东武阳，操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迫使于毒弃武阳而还救本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急军趋乌巢烧袁绍辎重， 令绍急救等，则皆为“攻其必救”之属。
    2、示形于敌。
    曹操用兵颇善示形、藏形、诱敌之用。他在作《孙子·形篇》题解时说：“军之形也，我动彼应，两敌相察，情也。”意思是说，交战双方，都将认真研究、窥探对方，而且根据对方的动向而考虑相应的对策。因此，他极重藏形。《孙子·形篇》说：“不可胜者，守也。”《势篇》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虚实篇》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曹操认为，这都是讲的“藏形”，就是“毁形匿情”。关于“藏形”的作用，《孙子》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曹操尤知“藏形”之用，指出形藏的好处可使敌疑，敌疑“则分离其众备我”。细审曹操用兵，诸多设伏用奇之计，大都具有“藏形”之义。他主张“自修理藏形，以待敌之虚懈。”同时，他又极重“示形”，主张“见成形”或“示弱”。《孙子·势篇》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曹操注说：“见羸形也。”见，现；羸，弱。“见羸形”，即“示弱”。曹操常常故意示形于此而实攻彼。诸如，官渡战中故意示形，好像要去抄袁绍的后路，以分袁绍的兵力；击马超，故意示形，“盛兵向潼关”，调动马超的全部兵力拒守，实则乘西河之备虚而渡。再如，曹操遣徐晃击关羽，晃先是“诡道作都堑以示欲截其后”，关羽害怕，烧屯而走；继而扬声要攻打关羽的围头屯而实密攻四冢屯，遂陷关羽营。
    曹操用诈，还表现在故意示拙。比如，建安九年（公元204 年），曹操攻邺，先是为土山、地道以攻之，继而毁土山、地道，凿堑围城。“凿堑”，曹操开始故意挖得很浅，“示若可越”。审配见其凿堑很浅，以为起不了围城的作用，因而“笑之，不出争利”。曹操麻痹了对方，然后一夜浚之，广深二丈，遂引漳水灌满沟渠，将城围起来，致使城中饿死者过半。
    3、诱而取之。
    曹操常用诱敌、饵敌之计，而且每每取得成效。《孙子》说：“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曹操对此作以利诱敌、以利动敌的理解，认为“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空虚孤特也。”
    官渡之战时，袁绍使文丑、刘备追曹操至延津南，曹操驻营白马山南阪下，将辎重放置于道，并令骑解鞍放马。敌至，争相取物。曹操见敌，既近且乱，遂令上马，纵骑大击，竟以五六百骑大胜袁绍五六千骑，破斩文丑，绍军为之夺气。
    曹操战马超自潼关北渡河，兵众先渡，操与虎士百余人断后，马超将步骑万余人攻之，矢如雨下，危难之际，曹操以校尉丁斐，“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操即得渡。（《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