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将贤则国安
    《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寥寥数语，道出了选将、用将的重要性。曹操在自己的战争实践中，从敌我友诸方将领的得或失中，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深得“将贤则国安”的深切含义，把“选将”视为“计”之首项。
    1、“君臣同欲”。
    这是曹操阐释君将关系时所着重强调的。兵家认为，有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将。“主孰有道？”（《孙子·计篇》）曹操注此，把“道”的内涵加以扩大，认为指的是“道德智能”，大异于其他注家。这就是说作为君主不只是讲道德、远佞亲贤、爱信于民就行了，而且也应具备“智能”。《孙子》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曹操特别重视两点：第一，他释上下为君臣，强调“君臣同欲”，强调君主不宜干预将军，应如《司马法》所说“进退惟时，无曰寡人”也；第二，曹操完全继承并强调了“将能而君不御”的思想，在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指出“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孙子·九变》注）。当然这也是根据他与汉天子的特殊关系，以及布兵遣将本已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事实，而所必然强调的。质言之，曹操讲“君臣同欲”，强调的是“君”同之于“臣”，而不是“臣”同之于“君”。
    2、“将宜五德备”。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曹操注此，特意强调“将宜五德备”，意思是说，好的将军应该全面具此五德。智能机变发谋，识能变通；信能明赏罚；仁能附众得人心；勇能决胜乘势而不畏缩惧敌；严能立威。以后诸家注，皆本曹操“五德备”之义。曹操为人谲诈，时或乏仁少信，但在主观及其兵法理论上却也的确重此五德。既以五德要求自己，也以五德御将律众。荀彧曾以度、谋、武、德四胜赞曹操，说他明达不拘，唯才所宜；能断大事，应变发谋；法令清明，赏罚必行；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郭嘉、贾诩也以十胜或四胜誉曹操，或言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或言明、勇、用人、决机。概观之，皆不外“五德”之属。
    曹操以五德要求将领而尤重智勇兼备和信严同举之将。曹仁为将，“严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及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以拒吴，数战周瑜兵，三军服其勇，曹操益其壮，转封安平亭侯（《三国志·魏书·曹仁传》）。张辽智勇并用，整军有方，“登天山，履峻险，以取（陈）兰、（梅）成”，曹操为其增邑，假节；行曹操密教，“披甲执戟，先登陷阵”，几乎把孙权捉住，孙权人马皆披靡，无敌当者，曹操壮其智勇，拜征东将军（《三国志·魏书·张辽传》）。徐晃素以智勇兼备称，屡建功勋，曹操征韩、马，晃以精兵渡蒲阪津，为军先置，操遂渡河破马超等，其智其勇，曹操称“善”；及至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刘备欲绝栈道，晃别征破之，刘备兵自投山谷，多死者，操复盛赞其用兵为“善之善者”；后来击灭关羽，曹操更称其“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以褒其勋（《三国志·魏书·徐晃传》），并且亲迎七里，置酒大会，曹操举杯向徐晃劝酒，高兴地说：“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当时诸军皆集，曹操巡视诸营，士卒大都离阵而观，“而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陈不动”，曹操不禁感叹：“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同上）周亚夫，汉初周勃之子，为将军，“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境），以备胡”，汉文帝亲赴劳军，不得入，军门都尉转达军令说：“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直至周亚夫下令，天子才得入营。既入营，壁门士吏又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只好按辔徐行。因此，汉文帝叹称周亚夫“此真将军矣！”（《史记·周亚夫传》）曹操以周亚夫喻徐晃，亦实乃赞其为“真将军”。
    3、“将有五危”。
    曹操接受了《孙子》“将有五危”之说。何谓“五危”？曰：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原文难懂，现录郭化若今译《孙子》如下：“将帅有五种〔性格上的缺陷造成的〕危险：只知死拼会被杀，贪生怕死会被俘，急躁易怒则经不起刺激，廉洁自爱则受不了侮辱，爱护居民则〔会因掩护居民而〕遭受烦劳。这五种危险，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害呀！军队覆灭、将帅被杀，都由于这五种危险引起，是不可不警惕的。”（《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版， 第422 页）曹操按照自己的理解并注解“五危”，指出：对付“必死”者，即“勇而无虑，必欲死斗”的将领，可以设奇用伏而杀之；对付“必生”者，即“见利畏怯”而不敢进者，可以想法俘虏他；对付“忿速”者，即“疾急之人”，可激其愤怒而致之；对付“廉洁”的人，可用侮辱的办法而致之；对付“爱民”者，则出其所必趋，引其倍道兼行以救，从而烦劳其师，乘机而取之。
    曹操在自己的军事行动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不仅战前事后常以此劝勉将领，而且交战之前总是同其部属以此分析敌方将帅的弱点所在。
    大将夏侯渊英勇能战，“赴急疾，常出敌不意”（《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屡受曹操表扬。但此人又颇有“必死”、“忿速”的弱点，因此“渊虽数战胜，太祖（曹操）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同上）“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这是曹操御将的重要要求。可惜，夏侯渊未以曹操所戒为然，但恃匹夫之勇，蔑敌轻出而死于敌。曹操对其“虎步关右，所向无前”，特予嘉奖；但当其因补鹿角而死于敌以后，曹操虽甚悲伤，但亦毫不客气地指出“渊本非能用兵也”，并说“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御览》卷337）
    “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督帅不当亲战”，都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体现。
    4、为将应防六过。
    《孙子》谈到兵败有六种情形，“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地形篇》）这六种情形是走、弛、陷、崩、乱、北。曹操极重将之六过，所以逐一作了注解，并发挥了自己的思想。
    《孙子》说，“势均，以一击十，曰走。”曹操认为各方面的条件差不多而以少击多，乃是“不料力”（《地形篇》注），即自不量力。因此他主张，自己兵少，“高壁坚垒勿与战”，自己兵力不如对方，“引兵避之”，“小不能当大”（《谋攻篇》注）。
    《孙子》说：“卒强吏弱，曰弛。”曹操指出，“吏不能统，故弛坏。”（《地形篇》注）他非常明白，一个部队的战斗力、军纪好坏，都与将军及其各级属吏有着直接关系，因而择将选吏不能不慎。史载，他每选重要的将领或镇守大员总是反复思索。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5年），他想选人作为丞相府长史镇守长安以备蜀，主事人推选的人皆不如意，后来他忽然想到杜袭，因说“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三国志·魏书·杜袭传》）即反映他的这种心理和情绪。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他甚至为选军中典狱， 特意发布命令说：“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孙子》说：“吏强卒弱，曰陷。”曹操注谓：“吏强欲进，卒弱辄陷，败也。”将领有能力，如果士卒太弱，同样要打败仗。因此，作为将领就应该知道如何鼓士气，如何练兵。曹操知此之要，因而既重鼓舞士气，又重实际练兵。官渡战袁绍，明明很困难，却对运粮兵说，“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建安十年攻袁谭，从早晨打到中午，“公乃自执桴鼓，士气咸奋，应时破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二十一年治兵征孙权，操亲执金鼓以令进退。这都是激励士气之举。曹操改三时不讲武而为“四时讲武”，并于秋冬择吉日大朝车骑，进行“阅兵”。阅兵时，曹操亦亲执金鼓以令进退，指挥操练（《通典·礼三十六》）。南向用兵之前，建安十三年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十四年军谯作轻舟以治水军等，都是重视操练士卒的例证。
    《孙子》说：“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曹操指出，“大吏，小将也。大将怒之而不压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则必崩坏。”意谓小将恚怒而不服从于大将之令，不考虑条件是否具备，“忿而赴敌”。曹操多次谈到“将忿”的害处。可见，他虽然也有忿而用兵之时，但就其思想来说，则主张用兵者应该头脑冷静而不要感情用事的。
    《孙子》说：“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曹操深刻地指出，“为将若此，乱之道也。”这里讲的实是法度和军纪问题，威令不明，士卒则无常禀，陈兵没有章法，士卒则无节制，怎么会不乱呢？曹操把这一点用于实践，因而用兵特重军纪，尤赞陈兵肃整不乱之将。
    《孙子》说：“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军败曰北。曹操认为，“其势若此，必走之兵也。”重视料敌，不能以弱击强，都是前面讲过的，这里提到“兵无选锋”的问题。“选锋”即择选勇敢之士以为先锋。曹操甚知“先锋”的重要，所以他不仅在此指出没有好的先锋部队要败北，而且在实践中总是选用智勇之将为先锋，诸如使于禁将二千人守延津以拒袁绍，以张郃、张辽“具为先锋”征乌桓等，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