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计而后动
    《孙子兵法》十三篇，以《计篇》为首。曹操由此受到很大启发。他为《计篇》作题注说：“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这里所说的“计”，是预计、预谋、预先计算之意；所说的“庙堂”，通常指朝廷或朝廷议事的地方，如太庙、明堂等。这里泛指一切议论军政大事的高级决策部门。行军用师，先计于庙堂，强调的是战争必须有计划，有预案分析，而不是盲目的。也就是“欲攻敌，必先谋”（《谋攻篇》注）。曹操这种预先全面谋划而后行动的见解，是对孙子思想的恰当阐述与发挥，既得孙子之意，又表现了他自己的军事思想。因而此论颇得历代兵家好评。杜牧肯定曹操“计于庙堂”的思想，指出：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宋人张预则进一步阐释并发挥了曹操之说。张预说：“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或曰：兵贵临地制宜，曹公谓计于庙堂者，何也？曰：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多寡，安得不先计？及乎两军相临，变动相应，则在于将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可见，兵家对于自管子及孙子以至曹操用兵先计的思想大都是赞赏的、肯定的。至于先计些什么，各家理解不一。
    《孙子兵法·计篇》开篇明义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王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直、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孙子》五事七计，实属用兵之要，是兵家主客观相统一的纲领性意见。曹操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第一个揭示了《孙子》五事七计。曹操认为，先计的目的就是求得彼我之情，经之以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校之以七计，即双方之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曹操甚得五事七计之本及其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他的解释甚至比后人的解释更正确。比如曹操以“导”释“道”，“谓道（导）之以教令”。《孙子》原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显然“道”乃“导”义。但其后诸家注，或认为“道者，仁义也”（杜牧）；或综合二义说，“道，谓导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也”（杜佑）；或说，“道，谓主有道”（王皙）。显然，均失孙子原意。
    曹操没有拘泥于《孙子》七计，而提出以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六项为先计之要。这是因为此六项，已基本涵盖了主要内容，而且更切征战实际，再说就当时曹操身居汉相、爵尊王公的地位来看，已不便言“主”之优劣和谁主赏罚的问题。
    曹操所述六项源自《孙子》，但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的战争实践的总结与提炼。很清楚，曹操三十余年的战争生活，始终都贯穿着先计而后动的精神，诸多重要的战事行动，无不按照以上诸多要求而先行探讨主客双方的条件，然后而行之。比如：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春，曹操败吕布于定陶， 斩其将薛兰于巨野，自己军住乘氏，得知陶谦已死，想即取徐州，然后再讨吕布。在研究这一构想时，荀彧提出不同意见，剖析了舍布而取徐州的危险，陈述了陶谦死后的徐州的敌情，以及地利远近、险易等情，认为应该依据汉高祖保关中、刘秀据河内的经验，“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终获大胜。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初迎天子不久，讨张绣失利， 又接袁绍辞语骄慢的书信，面对北有袁绍，南有吕布、袁术，西有马超、韩遂的形势，怎么办？曹操把问题提出来，“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请大家讨论，即先计之。荀彧、郭嘉等分析了袁绍“十败”（十大缺点），曹操“十胜”（十大优点）。虽然这样，荀、郭依然主张先取吕布，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袁绍）未易图也。”遂后又分析了西北敌情，决定了对马超、韩遂采取先安抚而后征讨的策略。实践证明，此次“计于庙堂”之议，完全正确。不三年，吕布授首，袁术愤郁结病，呕血而死，袁绍成为孤立之敌。
    及至官渡之战前夕，曹操更集众议而计之，而且连不同意见他也听。诸如孔融所说：“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忠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将也统其兵，殆难克乎？”对于这类截然相反的意见，曹操都能够认真听取。但经过反复计议，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袁绍是可以打败的。于是遂定收降张绣，宁抚关中，中立刘表，同袁绍决战之计。
    总之，此类先为计议而定策，终取兵胜的事例很多，如：不先取荆州而决计讨伐袁谭、袁尚；因势而击乌桓，等等，均是。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战例。这方面，最突出的当为赤壁兵败。兵家胜败殊有不可知或未曾虑及的因素，所以这并不说明他的战略思想一定是错的。曹操早有南取荆州之志，行前所作“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然后据有荆襄而谋东下的策略，就其先计而言，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问题是他骄傲了，有利因素想得多，不利因素考虑得少，致使未能及时制止孙刘联合，临阵听信敌人诈降，亦未料天时之变，遂致大败。惜哉，“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载晋人习凿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