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赏明罚
    曹操用众，赏罚必果。他甚知赏罚之用，“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孙子·九地篇》注）。这是把明赏罚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同能否指挥军队联系起来认识。
    《孙子》说：“取敌之利者，货也。”（《作战篇》）曹操第一个发其内涵，从“货”想到“赏”，指出：“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此注既出，遂为历代兵家共识。事实证明，曹操确非袁绍者流所比。袁绍“外宽内忌”，所任惟亲戚子弟，部属虽功而惜与赏。曹操主张赏不逾日。正如郭嘉等人所说，曹操“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所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这是当面说的话，因而当有一定事实根据。
    曹操重视论功行赏，也重视惩过罚罪。具体表现如下：
    1、“赏善不逾日”。
    《孙子》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火攻篇》）费留，或释“财竭师老而不得归”，或释“惜费”，或释“坐守其利”，惟曹操释为“若水之留，不复还也”，作滞留之义。并揭示所谓“不修其功者”就是不及时行赏，因而得出了“赏不以时”，“赏善不逾日”的观点。
    曹操把这种观点贯彻到自己的事功中。官渡战前，钟繇抚定关中并自关中送马至，曹操立即致书大加褒扬，说“所得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三国志·魏书·钟繇传》）
    官渡之战，曹操击溃袁绍，战后又相继斩袁谭、走袁尚、降张燕，扫平袁绍余部高干等。战事顺利，诸将多建功勋，于是在其即将北征乌桓之时，“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免除租税）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并下发了一道很能代表他的思想的令文：“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其促定功行赏”就是及时行赏之义。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频频为部属请封，表称乐进、于禁、张辽“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封乐进为折冲将军、于禁为虎威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他更多次为荀彧、荀攸请爵、请封、请增封；为田畴论功请封。后来，当其得知夏侯渊尽平陇右，杀宋建，降诸羌时，立即特意嘉奖，给予“吾不如也”的高度评价，并增封三百户。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皆反映了曹操及时行赏的思想。
    2、功未必皆野战。
    曹操明赏思想具有许多特点，其中突出一点是“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从而强调了“功未必皆野战”的观点（《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这既是他的闻古之论，更是他战争实践的切实提炼。
    曹操一生从事过许多战争，大凡认真听取谋臣意见而后决策者都取得了好的结果；反之，阻谏而行者，往往少利微功，甚或遭致大败。这一点，他自己体会很深刻，因而在为荀彧反复请爵、请封表中对“珍策重计”、“宜进封赏，以劝后进”作出了透彻的分析。
    荀彧作为曹操的谋士，在诸多重要关头，为曹操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从而使曹操临危决断，转败为胜，取得一次次胜利。在吕布攻夺兖州时，他说服曹操不攻徐州而回击吕布，献“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议，从而击败吕布巩固了兖州根据地；在初迎天子都许之后，他说服曹操南取吕布，西抚韩、马，然后再伐袁绍，从而使其稳操战争主动权，从容有序而战；官渡之战前，他说服曹操坚定了讨伐袁绍的决心；官渡之战中，曹操因军粮不足而欲还许，他告诫曹操“先退者势屈”，指出“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终致大胜；官渡之战后，曹操“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他说服曹操继续用兵河北，从而拔邺、据冀，统一了中国北方（均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凡此，曹操均知其在自己事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因而表称：“（荀）彧之功业，臣（操）由以济，用拨浮云，显光日月”，盛赞其“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参同计划，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因而“宜享高爵，以彰元勋”（《请爵荀彧表》）。建安八年，曹操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荀彧因无野战之功固辞，曹操即在给荀彧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功未必皆野战”以相劝。建安十二年复增彧邑千户，又上《请增封荀彧表》，不仅更加充分地估价荀彧的功劳，而且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表文称：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后汉书·荀彧传》）。
    此表很值得重视。因为曹操在这里把他的思想推向极致，不仅正面论述谋臣的功劳，而且为奖赏谋臣竟能从另一角度提出假设，以认识谋臣的重要：如果不用荀彧之谋，退军官渡，必然“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如果委弃兖、豫，南征刘表，则会“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因而他强调荀彧所建二策是“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并进而证明“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的正确。这是两个典故，前者指的是刘邦既定天下，论功行赏，以萧何功劳最大，武臣不服，皆说：“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举了打猎的故事比喻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史记·萧相国世家》）把武臣称为有功之狗，把谋臣称为有功之人，殊为深刻之至。后者指的是刘邦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刘邦则盛赞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史记·留侯世家》）萧何、张良皆因非野战之功而分别封为酂侯、留侯。
    曹操重谋臣之封还表现在对待田畴等人身上。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征乌桓，田畴献计出乌龙塞，出敌不意，奔袭乌桓， 一举成功。曹操表封田畴亭侯，食邑五百。田畴恳辞，“出入三载，历年未赐”。曹操认为，“此为成一人之高，甚违王典，失之多矣。”虽然最后允许田畴不受封，但所表现出的重谋臣之封的精神却是始终一贯的。
    3、恩隆后嗣。
    曹操封赏，恩隆后嗣，又当是他的特别用心之一。他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中讲述了他“褒忠宠贤，未必当身”的观点。表称：
    臣闻褒忠宠贤，未必当身，念功惟绩，恩隆后嗣。是以楚宗孙叔敖，显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诚贤君殷勤于清良，圣祖敦笃于明勋也。故军祭酒洧阳亭侯颍川郭嘉，立身著行，称茂乡邦，与臣参事，尽节为国。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由嘉。臣今日所以免戾，嘉与其功。方将表显，使赏足以报效，簿命夭殒，不终美志。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昔霍去病早死，孝武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业，世祖望柩悲恸。仁恩降下，念发五内。今嘉陨命，诚足怜伤。宜追赠加封，并前千户；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1）
    郭嘉是曹操最为信赖的谋士，特别是在战胜袁绍父子的谋划中起了重要作用，为统一北方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幸病死平定乌桓的归途中，年仅三十八岁。曹操曾说，“唯奉孝（郭嘉字奉孝）为能知孤意。”（《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因而对于失去郭嘉，甚为悲痛。他在表文中全面概述了郭嘉的为人、多谋、战功。他本有“使赏足以报效”之想，因而追增郭嘉封邑八百户，并前千户，同时赠谥贞侯。人已死了，为什麽还要追赠加封呢？仅仅是为了“念功惟绩，恩隆后嗣”吗？当然不是，曹操在其表文的最后点出了问题的本质：“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这才是他恩隆后嗣的用心所在，他所看重的是社会影响，而不仅是个人及其子女。另如，《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赐袁涣家谷教》中都表现出这一思想。枣祗、袁涣都曾为屯田作出贡献。枣祗生未得封，曹操追念他的功绩，给他儿子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袁涣为官“家无所蓄”，死后曹操为之流涕，赐谷二千斛给其家属。再如《存恤吏士家室令》中所说“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及《军谯令》中所说“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属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等等，都是他“褒亡劝来”的体现。
    4、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曹操把褒功封赏视作使官御将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于有功者，他从不惜赏，并且主张封赏不逾日，恩及后嗣。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的原则性，决不给无功者以禄赏。《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其令曰：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此令讲的是官渡之战后，地盘扩大了，为了维持地方统治秩序，建立地方政权，决定选拔一些有战功的军吏担任地方长官。这一决定，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曹操有针对性的发出此令，阐述了“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思想。
    5、败军抵罪，失利免官。
    官渡之战，袁绍兵败，呕血而死；继而袁氏兄弟混战，为操所乘。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五月，曹操还许， 在其酝酿赏功的同时也想到了罚罪，因即发出了《败军抵罪令》，令称：
    《司马法》“将军死绥”（绥，即却之意）。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属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此令突出了两点内容，一是“军破于外，而家属受罪于内”。从历史记载看，曹操是照此执行了的。他不仅强调将官败降，罪及家属；而且即使普通士兵如有临阵逃脱，亦要罪及父母妻子。二是强调了“罚罪”，“赏功不罚罪，非国典也”。有此两种理由，“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就很自然了。此令既出，全军振肃，人人争战，而少有临阵而退者。非为水火所逼，虽尝败绩，人犹自战。为什么？为免累及家属，当系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