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至东汉时代：“大都无城”的新阶段
    已有学者指出，与上述兴盛于东方列国的“两城制”的城郭形态不同，“从雍城到咸阳，秦国都城一直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格局，并对汉代国都的城市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6]。的确，在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盛行的大势中，秦都咸阳尤其给人以“异类”感。
    战国中晚期秦国及秦王朝(秦代)都城咸阳遗址，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原上、渭水两岸。虽然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大量与秦都咸阳密切相关的各类遗存，但迄今尚未发现外城城垣，都城的布局结构也不甚清楚[57]。在地势高敞的咸阳原上，已发现了由20多处夯土建筑基址组成的庞大的宫室基址群。在这一范围内大体居中的位置，还探明了修筑于战国时期的一处长方形夯土围垣设施，发掘者认为应是秦咸阳的宫城——咸阳宫遗迹[58]。学者们一般认为秦都咸阳的宫城是存在的，至于究竟是单一宫城还是多组宫殿建筑组成的集群，甚至宫城的具体位置，都尚存争议[59]。
    如何解释秦都咸阳遗址不见城垣的考古现状，学者们意见殊异。持“有城说”的学者或认为城址全毁于渭河的冲决[60]，或认为“秦咸阳主要部分——宫殿区在咸阳原上。尽管渭河北移，但其主要部分并未被冲掉”[61]。针对上述说法，“无城说”的首倡者王学理指出“如果渭水北移冲去咸阳的一部分，势必在今北岸的地层中留下两处墙基断岔。但迄今在这一带没有发现有关城的任何痕迹”，而“有关咸阳的文献记载，多是详宫而略城的”[62]。“秦咸阳实际是个有范围而无轴心，有宫城而无大郭城的城市，在布局上呈散点分布的交错型，政治中枢随时间转移，所以中心建筑也未定型，这一状况的出现，应该说由于秦国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63]。持“无城说”的学者大体一致的意见是：秦都咸阳是一个缺乏统一规划思想指导的不断扩展的开放性城市，其范围从渭北逐步扩大到渭水以南，最终形成了横跨渭水两岸的规模[64]。更有学者论证秦咸阳的外郭无垣，除了战时“无暇作长治久安式的全景规划”，还应与统治者心中的“天下”、“宇内”思想的成熟有关[65]。
    作为前后相继的帝国都城，秦都咸阳和汉长安城在布局和设计思想上有内在的关联，是可以想见的。但如前所述，秦都咸阳的设计规划模式已难以廓清，汉长安城在哪些方面对其继承并有所发展，还有待深入探讨。
    位于现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都城[66]，据新的测绘结果，其城垣圈围起的面积近34.4平方公里[67]。此城址究竟是内城还是外郭?抑或属于“非城郭制”城市?学术界莫衷一是。针对汉长安城发现以来的主流观点——30多平方公里的城址就是汉长安城的外郭城，杨宽认为其“很明显的属于宫城(即内城)的性质”，“长安城内，主要是皇宫、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守的邸第。一般居民的‘里’所占的面积是不大的”[68]。对此，主持长安城田野考古工作的刘庆柱则认为“确认汉长安城为宫城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宫城是围绕皇宫(或王宫)修筑的城”[69]。
    二者对宫城概念的不同解释，差异在于杨宽取的是广义，而刘庆柱取的是狭义，已如前述。其实，内城、小城、宫城本不易作明确的划分。由前引刘庆柱论及“郑州商城已发现的内城可理解为‘小城’或‘宫城’”[70]，可知小城、内城、宫城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汉长安城》[71]的章节和附图，就包括城外的礼制建筑、离宫和苑囿，甚至汉长安城附近的诸陵邑。可见即使坚持认为汉长安城的城圈即郭城的学者，也不否认上述城圈以外的部分，属于汉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宽认为，“整个长安都城，应该包括内城和外郭”。张衡《西京赋》中描绘的长安“所谓‘经城洫，营郭郛’，说明当年经营的长安，不仅有城洫，而且有郭郛”[72]。具体而言，“长安城外存在着较大的郭区，其中北郭和东郭面积较大”[73]。论及先秦至汉代的郭区，杨宽认为“利用天然的山水加以连结，用作外郭的屏障，原是西周春秋以来流行的办法。兼用漕运的河流作为外郭的屏障，是西汉长安所开创的办法”[74]。而不认同汉长安城有“大郭”的刘庆柱也承认，“西汉中期，汉武帝修筑漕渠……形成了汉长安城以东的一条屏障，西汉中期以后，人们也就把这条渠与宣平门以东的祖道交汇处称为‘东郭门’(即东都门)”[75]。可见在东郭门的存在、时人习惯把长安城和漕渠之间视为“东郭”的问题上，二者的观点已大致趋同。
    或许，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们的认同，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首先，高祖定都长安初期并无城垣，与咸阳相似。惠帝筑城时，整个都城是否是先以城池为郭，据新近的分析，城内宫室建筑等的比重在二分之一左右[76]。及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人口剧增，遂“以城中为小”(《汉书·东方朔传》)，又在城外兴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城外的居民活动渐多，时人遂以渭河和漕渠为郭。有学者推测长安城“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77]。而据考古发现，覆盎门外文景帝至新莽时期的墓葬区，也“很可能是整个长安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78]。如是，可以认为汉长安城的“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且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进一步彰显了巍巍帝都的气势。
    汉长安城外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推想。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的统计，在汉长安城北的厨城门外发现唐家村制陶作坊遗址(有夯土墙)，城东的清明门外分别发现了郭家村铸钱遗址(发现窑址和大量钱范)、刘家村钱范窖藏(发现“五铢”钱模)[79]。说明城外以北以东区域，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均为墓地[80]，甚至分布有较重要的遗存。
    至于汉长安城的“一百六十闾里”究竟是相当一部分分布于城外，还是均位于城内北部，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间争议更大[81]，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果再放开视野，可知汉王朝继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内史”为“三辅”；又在京畿地区建置陵邑(《汉书·地理志》)，这些陵邑也是西汉京师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关于西汉长安居民的分布问题，王子今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就当时的居住习惯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间显然过于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作为大都市其诸多其它功能的实现，有诸陵邑的补充。西汉长安周围的诸陵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长安的卫星城。”[82]
    与长安城外是否有郭区相关的是长安诸市的具体位置。多有学者推断汉长安城的市或均位于城外郭中，或至少有一部分在城外[83]。即使不认可汉长安城外有郭区的学者，也不否认从文献上看，“城郊附近还有不少市，如便桥旁的交道亭市、渭城的孝里市、昆明池南的柳市、长安太学附近的会市等等”[84]。市的存在，进一步旁证了京郊居民区的存在。
    类似的争议延伸到了对东汉洛阳城性质的论定上。与叙述东汉洛阳城仅限于城圈的主流观点[85]相左，杨宽认为“洛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宫和北宫不仅面积很大，而且占据城中主要部位……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一样，布满整个都城之内”。“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86]。的确，总体上看，东汉洛阳城内宫苑面积也达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相比之下，对居民里闾与商市的安排则处于从属地位。
    另外，东汉洛阳城已有较大的郭区，但尚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洛阳东郭以新开漕渠(阳渠)作为屏障，在漕渠上建有七里桥，并在桥东一里建有“门开三道”的东郭门。洛阳西郭以“南临洛水，北达芒山”的张方沟作为屏障，在张方沟上建有张方桥，东汉称为夕阳亭，亦称“洛阳都亭”，是上西门的外郭亭所在，具有郭门性质。杨宽据此指出，汉魏洛阳与西汉长安一样，“以天然河流与新开漕渠作郭区的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而“汉魏洛阳之所以会有与西汉长安如此相同的结构，该是东汉都城的建设沿用了西汉的制度”[87]。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对洛阳城外的遗存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周围，最高统治者同样精心营造了为数众多的宫、观、亭、苑，近城地带，更是各种重要礼制建筑的所在地和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洛阳三市中金市以外的马市和南市，分别设于城东和城南。”此外，还有白马寺、汉大将军梁冀所筑皇女台及私家园林等。其中北郊兆域，南郊圜丘、灵台、明堂、辟雍等遗址，都经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历年来勘察实践显示，当时的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88]。显然，上述种种，构成了郭区的内涵。东汉洛阳城城圈的内城性质、郭区的内涵与结构，对于解读西汉长安城的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如前所述，随着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垣的兴建，“大都无城”的都城形态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我们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
    (1)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甚至当时的“天下”、“宇内”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2)其间只有商前期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其共性。
    (3)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4)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