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殷墟遗址群的总体分布看，殷墟从建都伊始就是跨洹河两岸的，其内部格局在殷墟文化的不同阶段有所变化。建都初期，其城市重心在洹北。以洹北为中心，开始营建宫殿区和面积约41万平方米的宫城[21]，但不久，大片宫殿建筑即被火焚毁，在聚落周围挖建了圈围面积达4.7平方公里的方壕[22]。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刚刚挖就的方壕随即被草草回填，南壕甚至未加夯填[23]，都城的重心即移到了洹南。以洹南小屯宫殿宗庙区和洹北西北冈王陵区为中心的200余年的时间里，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繁荣，殷墟都邑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结构逐渐复杂的过程，聚落总面积达36平方公里。宫殿区的范围可能不限于原大灰沟与洹河围起的70万平方米的区域，而是向西延伸，以人工或自然沟壑为界[24]。但在80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样未发现外郭城的迹象。
    如果说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代前期的都邑布局(宫城+郭城)，与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有较大差异的话，那么洹北商城可能正处于这两大模式的转折期。在承继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某些布局特征的同时，洹北商城似乎又具有开洹南殷墟模式先河的意义：“正是吸取了(洹北)疏于防火的深刻教训，小屯宫殿才临河而建，并精心设计，处处防火。而由于洹河边特殊的地理位置，已无法满足再建城墙的需要。这可能是殷墟没有城墙的最主要的原因。”[25]当然，关于洹南殷墟未筑城的原因，学界还多有推想。最具典型性的推论是：“殷墟这一大邑聚落是通过星罗棋布式的小族邑簇拥着王族城邑而构成的。王族城邑是殷墟大邑商的中心，是都城的心脏，在王族城邑周围，在30平方公里王畿范围内向心式地分布着层层族邑，这层层族邑的沟通联结，形成了似无实有的聚落人墙，起到了聚落屏障或城墙的作用。加上殷墟文化时期的国力强盛和王权的强大威慑力，故殷墟都城很可能是没有外廓城墙设施的。”[26]作者把这类都邑布局称为“族邑模式”，认为“殷墟这种大邑都城形态，可能也直接影响了西周丰、镐京城的形态”。
    无论如何，在相隔了约200年军事攻防色彩浓烈的二里岗时代后，殷墟的聚落形态又呈现出与二里头都邑相近的状况，并正式进入了至西周王朝结束近500年“大都无城”的阶段。
    位于陕西关中西部的周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27]。狭义的周原指今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先为周人灭商前的都城，终西周王朝则一直是周人祖庙之所在，也是王朝诸多贵族的重要聚居地[28]。在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也一直没有发现城垣的迹象。从文献上看，《诗·大雅·緜》只说古公亶父率周人在周原建筑“室家”，建筑宗庙与宫门宫墙，并未言及建筑城郭，可能是一例证。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同于夯土围城的另一种城的类型，即“因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加以堑修(挖掘)而成的河沟台地堑城”。“它的北边是岐山山麓，东边是贺家沟、齐家沟，西边是祁家沟，南边是三沟汇聚的三岔河。一面背水三面环水。这正是作堑的绝佳地形”。而长安丰镐和洛阳洛邑遗址，也应类同[29]。
    西周王朝的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地处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总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30]。在西周王朝的都城丰镐遗址范围内，的确尚未发现夯土城垣或围壕等防御设施。据最新的勘察结果，丰京遗址范围东至沣河西滩地，西至古灵沼河，北至郿坞岭北缘，南至冯村南至新旺村南一线，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31]。新发现的面积广大的自然水面或沼泽地构成了天然的屏障。至于镐京外围，“南有洨水，东界潏水，西至丰水，丰水在马王村出折向东流，构成镐京的北界。三水……形成了护卫镐京外围的天然界河和堑沟”[32]。
    西周初年，周王朝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作为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为一城还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其具体位置何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时期并无所谓的“王城”[33]。从考古发现上看，西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瀍河两岸一带，但迄今未发现城垣。其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应即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成周(洛邑)[34]。而在汉魏洛阳城下发现的西周城址[35]的时代属于西周晚期，不可能是西周早期兴建的成周[36]。至于西周晚期在成周旧地以东筑城，应出于“淮夷入寇”形势下的军事原因[37]。这样的推想是有道理的。
    据分析，周代主要诸侯国都城曲阜鲁国故城，可确认的最早的城垣大致属两周之交或稍晚[38]；临淄齐国故城范围内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与文献所载齐国始都临淄在时间上大致相合，但也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垣遗迹[39]。
    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40]。此后长期的都邑观察和深入思考，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归纳尚不足以把握当时都邑与社会发展的切实脉络。显然，除了商代前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城郭形态，“大都无城”是广域王权国家时代都邑制度的主流。
    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曾论及“三代都邑城垣或有或无，尤其是西周时代的三处王朝都邑均未发现城垣，应主要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国势的强盛和以周边诸侯方国为屏障这一局面的形成，使某些王朝都邑和诸侯方国都邑筑城自卫这种被动保守的防御手段成为不必要……此外，都邑及其所凭依的王畿地区尽可能地利用山川之险以为天然屏障，也是三代都邑建置的一个显著特点”[41]。
    (二)春秋战国时代：兴于乱世的防御性城郭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列国分立，各自立都，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应运而生。徐苹芳将其概括为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的形态[42]。
    在春秋时期的都邑中，我们还能看到上一个时代“大都无城”形态的残留。首先是位于侯马的晋国都城新田，在4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具有宫城性质的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及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大量遗存，整个都邑遗址没有外郭城[43]。俞伟超由是指出，“也许，商代至西周都城分散的居民点，到此时在某些都城已发展成分散的几个小土城；战国时，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44]。另一个例子是洛阳东周王城，既往认为其始建于春秋中期以前[45]，但对以往发掘材料的分析表明，“东周王城城墙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东周王城东墙始筑于战国时期，而与东墙一体的其余三面城墙的始筑年代也应相同，则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是在战国时期”。从春秋遗存的分布上看，平王东迁之王城也应在遗址范围内，只不过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郭城[46]。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位于荆州的楚国郢都纪南城在春秋时可能并无大城城垣，现存遗迹应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期郢都的形态[47]。
    战国时期城址的大规模的增筑和改建，使许多春秋城址遭到破坏，因此我们对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都邑面貌的认识较之战国都邑要薄弱得多。有学者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布局进行了复原，认为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也即“内城外郭”是这一时期城郭布局的正体。如《春秋》中两次提及的鲁“城中城”之“中城”，一般认为应即鲁城内的宫城所在。由《左传》、《史记》中围城焚郭等事件所提供的线索，知春秋姜齐都城也是郭内有宫城，且位于中心地带。这一推断在考古学上亦有线索可寻。新郑郑韩故城的情况较为复杂，东城与西城城垣均经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构筑而成，现存城郭布局在春秋时期即已形成。结合文献资料，可知西城应为春秋时期郑都的原建城，含内城与外郭两大部分，而东城应属增筑的东郭城。“可见，‘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管子·度地》)，是春秋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凡战国时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格局都为之一变，出现了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的新布局[48]。据分析，新郑郑都的宫殿区、社稷与公墓区也都位于城内中部，以隔墙区分西宫城、东郭城的布局是战国时期形成的[49]。
    这种变化似乎还可以更简洁地概括为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立”。这一观察结果在对相关城址的深入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就城、郭的相对位置而言，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宫城在郭城之外，如临淄齐故城、邯郸赵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如曲阜鲁故城[50]、新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51](东城利用河道分割宫城与郭城，西城则为附郭)、洛阳东周王城[52]、楚都纪南城似乎也可归入此类[53]。如果说内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时期“卫君”的最佳设防，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国统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栖身之所脱离居民区的包围并满足其恣意扩建宫室的奢欲，似乎就成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而军事、国防设施等的长足进步，也使宫城单独设防成为可能。
    既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论述，几乎无一例外认为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都城形态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如杨宽和刘庆柱两位先生尽管就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模式问题有过多轮不同意见的交锋(详后)，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有一致的看法。杨宽认为“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结东郭的时期”，这种西城东郭的制度，是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反映，它“不但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54]。刘庆柱则提出了从史前时代方国或邦国的“单城制”，到夏商周王国时代的“双城制”，再到秦汉至明清帝国时代的“三城制”的演化模式[55]。但通过以下分析，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的兴盛和形态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