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自豪感是指人们对于自己家乡自然、社会、人文和历史的一种天然荣誉感，是家乡观念最基本的体现。民国初年，黄兴从海外回国，在北京湖南同乡会的欢迎会上，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湖南人的家乡自豪感。谓：“我湖南在中国人物极多，故湖南在中国可立于优胜地位，即我湖南立于世界之上，亦可以占优胜地位。因湖南人性多具特色也，湖南物产多具特种也。”（注：《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页。）1921年2 月创刊的《新浙江》在发刊词中自豪地写道：“浙江之为省也：襟山带海，连皖抚闽；铁轨交通，杭沪则晨发午至；海舶来往，浙闽则筋贯脉通；钱塘为钱镠之故都，会稽乃勾践之古国；英雄遗风，志士余烈，犹有存者。而且土地肥饶，物产殷富，纵横七百里，赋税千余万，人文荟萃，为东南文明之区。”（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34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家乡自豪感亦是民族自豪感的缩小。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李根源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发表题为《云南人的真精神》的演讲，把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缩小为“云南人的精神”，并指出：“云南人不仅在遥远的历史上具有反抗强敌的精神，就是在缔造共和革命运动中，也是曾经发挥了无限的光荣。后来护国之役，靖国之役，种种义举，云南人真是靡役不从，而且没有一次不是充分地显示出云南人的坚毅和刚强来。”（注：李根源著，李希泌编校：《新编曲石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8页。）
    热爱家乡，就要为家乡增光添色，这是当然的职责，无需任何理由；否则，即使为国为民奔走，亦会产生负疚心理。这种强烈的家乡责任感可谓家乡观念的核心内容。护国运动时期的蔡锷和护法运动期间的孙中山都表达过同样的感情，即对家乡未尽职责的歉疚感。蔡锷在致程潜的电文中说：“近十年来，奔走省外，未得于故乡稍效棉薄，辄用歉然。”（注：《蔡锷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孙中山则对广东父老谓：“文以数十年奔走在外，未能为故乡有所尽力，夙夜耿耿，每用自愧。”（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9页。）至于身为自己家乡省区的封疆大吏更责无旁贷。1938年3月， 从前线回省就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在各界欢迎会上说：“以我的责任说，我是四川人，看见地方担负过重，民困未苏，将来定要从旁向中央建议，以谋苏息的。”（注：《邓晋康先生讲演辑录--抗战八年之川康后防》，1946年川康绥靖公署秘书处编印，第11页。）当时刘湘刚刚病逝，蒋介石欲夺取四川省政权，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发生激烈的冲突，邓的这番话是颇具意味的。他在1942年7 月的成都区行政会议上又说到：“有一天机会到来，我还可以再率三巴健儿，两川子弟，楼船东下，收复河山，还于旧都，并进一步扫穴黎庭，荡平三岛，使将来四川人在历史上多有几页光荣记载。”（注：《邓晋康先生讲演辑录--抗战八年之川康后防》，1946年川康绥靖公署秘书处编印，第59页。）在此，他已把为国尽忠与为家乡争光结合起来。
    对家乡的依恋之情和归属之感可谓家乡观念的最高体现。对于民国时期的一般民众来说，依旧是故土难离、安土重迁，背井离乡则是万不得已的，一旦条件许可，就会不顾一切地返回家乡。1925年3月， 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对所部讲话谓：“内地人民多有宁饿死乡土，不愿出外就食者，安土重迁习惯害人不浅。 ”（注：《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而对于饱经战争磨难和离乱之苦的沦陷区各省难民来说，抗战胜利后的返乡之心尤切。1946年3 月高崇民在《惨胜归来》一文中写道：“在日寇投降后，各省流亡在大后方的难民，皆高高兴兴的张罗回他们久别的故乡，于是为筹措路费，卖锅碗瓢盆者有之；卖棉衣棉被者有之。”由于国民党政府征用所有船只，拟从水路返乡的难民被困于四川万县达数万人，1945年冬，在万县的“难民之冻死饿死者，不可胜数！”（注：《高崇民诗文集》，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这些死难者亦只能魂归故里了。
    即使是东奔西走、身不由己的政治人物，不管他身居何处、位居何职，未尝不视自己为家乡的一员，常常涌起思乡之情。终老思乡对他们亦是一样。1918年5月21日， 孙中山离广州发表《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依恋家乡之情，跃然纸上：“文去乡之日久矣，虽奔走国事之顷，每念桑梓之乡，约游之地，斯须之间未尝去怀。”（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9页。）九一八事变后，蒙受丢失东北之耻的张学良时刻萦绕脑际的就是“披甲还乡”。他每每以此鞭策自己，亦教育东北军官兵：“应当无时无地不在记着，你们是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东北父老对于你们有最殷切的期待，而且你们的田园庐墓，都已丢在异族铁蹄之下……只要我们有口气存在的时候，即应看到东北问题为我们所应毕生努力非求解决不可的最高问题。即使我们的寿命短，或因此虽牺牲了生命而尚未达到目的，那也必须让子孙来继承我们的遗志，迟早要把我们的骨骸埋到故乡的土里去！”（注：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册，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当然， 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结。但是，狐死首丘者还是大有人在的，袁世凯即是一例。对此，蔡元培颇有感触。他在《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中说：“今闻袁氏之死，其棺自河南运至北京，盖取材于太昊陵旁之古柏，为袁氏生前所自选定者，此亦是以见吾国人郑重棺木之一斑，且吾国人尤以归骨故乡为重大之关系。凡商业都市，恒有各省同乡停柩之舍，预备运回。”（注：高平叔编：《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由上所述，可窥见民国家乡观念之一鳞半爪。应该说，它是地方心理观念的情感基础，当然亦是其中最赋感情成分的部分，因而显得自然、真诚、执着和深沉。而当它与民族感情融合时，又给人以悲壮之感。孙中山晚年指出：“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注：前揭《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8页。）不过，他在此是从积极的方面目之。我们暂且不评论其优劣，但无论如何，家乡观念“太深”，“和别处人容易隔离”（注：朱家骅：《边务工作应有的认识和态度》，1942年10月25日（此书无出版单位及时间，现存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从而，衍生出地方心理观念的另一层面--地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