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常常就是这样，当一种现象已引起社会的关注之时，就说明它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至少不是个别的现象，而应是一种普遍和较为普遍的现象。民国时期的省界观念就是如此。谭人凤指出：“中国人因省界而存畛域之见，各私其他，各私其人。自入民国以来，无一省不有此现象。”（注：前揭《谭人凤集》，第389页。 ）民初关于粤汉铁路的修筑问题，粤、湘、鄂三省分歧迭出，实乃省界观念做怪。为此，时任粤汉铁路督办的谭人凤先后发表《粤汉路事说帖》、《粤汉路意见书》，吁请三省“屏除”“省界观念”，强调“粤汉路线虽贯三省，决不能划疆而治”。希望三省“顾全大局，轸念民艰，毋以省界而存歧视之心”（注：前揭《谭人凤集》，第60、77页。）。事实上不过是谭氏一厢情愿，三省依然故我。不仅各省存在，社会各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诚如戴季陶所言：“省界之存在，不特于政界学界也。商界然也，劳动界亦然也，其排斥异省之现象，往往有视文明国对异国人为尤甚者。”（注：《戴季陶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773页。 ）从知识分子“清谈”省籍到乡里百姓间的土客籍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这一观念的普遍性。郭维麟在《论语》上撰《湖南人》一文，开篇即谓：“每每为了籍贯问题，同朋友们吵许多冤枉嘴，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究竟算不算是湖南人，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倒不是我忘记了祖宗八代和生身父母，而是我生养于长沙，一张文科的毕业证书却注明着是江苏武进人……以致那些公民选举，请领教育津贴出省出洋，或是夸述家世，我都不敢冒昧参加，深怕被官府和朋友们查根问底，我又答复不出一个所以然，会被糊里糊涂的戴上些可怕或可耻的头衔。”（注：《吾乡风情》，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39页。）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乡村社会较普遍存在的土客籍之争。20年代末，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就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指出：“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边界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注：前揭《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页。）。
    可见，戴季陶认为，省界观念，“非特具有高尚之眼光丰富之智识者，未有能脱此弊风也”（注：《戴季陶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772页。），在当时似不为过。
    同时，省界观念之深也同样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其一，它不仅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浸透到政治生活领域。援引同省人而排斥他省人，已成为民国一代一道醒目的政治风景线。1931年，伍朝枢在《缩小省区提案理由书》中指出：“吾国人畛域之见，深入脑筋，省界亦其一端。民国以来，此风未改。机关易一长吏，同乡多弹冠，省籍偶有不同，贤才亦遭摈斥。”（注：《东方杂志》第28卷，第8号。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杜重远在抗战时期谈到新疆的政治状况时说：“杨增新执政的时候带来不少云南人；金树仁执政的时候，带来不少的甘肃人；到今天盛督办执政的时候，又增添了不少东北人。这也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自然的现象。”（注：《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其二，由漠视他省而漠视国家。 省界观念之深的又一体现即此省人对他省的漠不关心，即便是关乎国家民族之存亡，亦是如此。戴季陶认为，省界观念为“害”之一，即“对他省视若漠不相切，以至漠视国家存亡之关键，往往亦以为与我无关”（注：《戴季陶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页。）。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中国社会各界和其他省区反应，尤能说明问题。除先进的政党如共产党、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以及其他具有一定国家观念的人反应强烈以外，其他大多数省区的国民甚至是当国当政者大都抱无关和旁观的态度。冯玉祥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两次与山西、察哈尔农牧民关于东三省问题的问答，他们虽然省区不同，但回答的内容却惊人的相同：不知道，不管（注：前揭《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549-550页；第4册，第31页。）。流亡到汉口的杜重远感触更深。他说：当地的“所谓一般知识阶级、或在社会服务的人员……谈到这次东北问题，他们总愿以应酬了事。至于东北存亡，在他们看来，好象是无关紧要的。最令人伤心者，他们知道我是吉林人。常说‘这次你们满洲真是可怜哪！’好象他站在一个完整的国家里，已经把我划在界外了。”（注：前揭《杜重远文集》，第19页。）不独东北地区的人，就连四川的新闻记者周开庆亦颇感不解。他于1932年9月发表《国人何以慰东北义勇军》， 慨叹道：“我全国上下，竟似乎已经把东北三省的河山视作化外，而漠然不关心了。”他试问“各地同胞”：“难道我们看着东三省失守这个问题，可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么？难道看着一部分同胞与人苦战，我们可以漠不关心么？”（注：周开庆：《政论存稿》第1集，四川晨报社1933 年版，第190-191页。）当然，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的这种冷漠原因极其复杂，不能完全归结为地方观念使然。而当国者蒋介石的态度却也是如此。1933年，蒋氏在江西“剿共”前线说到：“如果站在革命立场上说”，“东三省热河失掉了，没有多大关系”（注：蒋介石：《对江西“剿匪”中路军将领的训话》，1933年4月7日。）。如果当时失掉的不是东三省热河，而是浙江，他还能如是说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说他的所谓“革命立场”不过是其阶级立场、集团立场和省界立场的代名词。正所谓清末有识之士的感慨：“严于省界、府界、州县界，而不知国界。”（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下册），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29页。）
    省界观念之深，亦为民国一代时人所体认。戴季陶说：“省界之存在于国民心脑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注：前揭《戴季陶集》，第773页。）白逾桓说：“今日省界之严，俨如坚城铁壁。 ”（注：《新湖北》第1卷，第1号。）孙中山晚年则说：“近年来各省区域之见重，党谊往往为所淹没。”（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85页。）于是乎，破除省界观念的呼声也不绝如缕。1912年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蔡锷即通电中央及各省：“我们幅员既广，省界夙严，势涣情殊，每多隔阂……今中央政府成立，缔造经营，当先从破除省界入手。”（注：前揭《蔡锷集》，第73页。）孙中山更力主“打破各省的界限”（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页。）。 杨杏佛缅怀孙中山指出：“中山先生平生最反对的是省界观念。”（注：《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37页。）
    然而，省界观念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不系统的自发的反映，它的形式是主观的，但它反映的内容却是客观的。因此，它不会随着人们的主观愿望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说来，民国时期的省界观念具有深和广的特点，尤以民初至二三十年代期间较为显现，抗战开始以后则渐趋弱化，但终民国之世，这一观念始终存在。
    综上，省界观念在地界观念中占据主导与核心地位。与南北方观念相比，它因有可资凭借的牢固的坐标而更为明晰、持久；同县界观念相对照，它无疑又具有统合性，因为异省民众之间无县界观念存在，统属于省界观念。
    地域的认同与排斥是相反相承的。执着的家乡观念一方面衍化出地界观念，另一方面也派生出同乡观念。
    （三）同乡观念
    同乡观念是指同一地域（同省、同县、同乡等）的人们在异域他乡的聚合、相依互助的心理观念。它是人们的家乡观念在他乡的延伸，是在地域认同基础上的乡土情结，包括同乡互助观念和同乡团体观念，二者互为表里。
    同乡观念作为家乡观念的派生物，同样具有久远的历史，古代民间广为流传的歌颂同乡情谊的俗谚和诗文就是那时人们同乡观念的一种反映，诸如：“亲不亲，故乡人”，“人不亲土亲，河不亲水亲”；“他乡遇故知”亦被人们视为人生几大幸事之一。清末民初以来，随着家乡观念、地界观念的复炽，同乡观念亦愈发强烈，正所谓：“极度的爱乡心，一方面带着排他思想”，另一方面，“住在他乡的人，就要同乡互助倚赖，而组织同乡团体。”（注：前揭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中译本），第89页。）
    从同乡互助观念看，同乡人一旦进入他乡，相互之间的乡土亲情便油然而生，即使在家乡时素味平生，亦同样易于亲近。正如孙中山所言：“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8页。）戴季陶对此描述得更为形象、生动。他说：人们“初次相会，其第一语曰：‘贵省’，若应者为同省也，则问者必笑而曰：‘同乡同乡’”（注：前揭《戴季陶集》，第772页。）。
    民国一代急剧的经济政治变动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地界观念，使在他乡的同乡人之间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感情联络和交往，而是进一步以地域相同产生的乡土亲情为桥梁，谋求相互依赖，相互帮助。1934年8 月，卢作孚在《大公报》上发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指出：“在一县中同村的人显出亲切的情谊，在一省中同县的人显出亲切的情谊，在一国中同省的人显出亲切的情谊。他们不但有相互的认识和往来，尤其有形成团结互相依赖的关系。”（注：《卢作孚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一般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均有此种现象。同乡人相互援引、求助已成风气。而且，地域越小的同乡，愈加得到信任、重用。陆荣廷、陈炳琨的“不平则鸣”、何健的“非醴勿用，非醴勿行，非醴莫办，非醴莫成，”（注：陆为广西武鸣人，陈为马平人，此见《马君武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468 页。何健为湖南醴陵人，此见《论语》选萃·札记卷《民国世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另：亦有“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之说。”）已成为民国政坛上习以为常之事。
    从同乡团体观念看，与互助观念相比，团体观念更能体现民国时期同乡观念浓烈之表征。因为它可以使同乡间的相依互助经常化、组织化、制度化。
    团体大于个体之和是个简单的道理。同乡人各自单枪匹马，势单力薄，在他乡难有作为，同乡团体观念由是而生。民初谭人凤在上海湖南同乡会上的演说，一语中的。他说：“世间一切事业，由人类组合而成。若各自单独进行，则往往势而难振……旅沪同乡诸君子有鉴于兹，欲于是时维持公益，联络感情，遂有湖南同乡总会之组织。”（注：前揭《谭人凤集》，第40页。）再看一下南京潮州旅京同乡会于1946年颁布的该会章程，更可明了此点。该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亲爱互助之精神以联络同乡感情，团结力量，服务桑梓为宗旨。”（注：载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附录：文献录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 页。）
    同乡组织的极其发达无疑是民国时期同乡团体观念强化的最有力之证明。一位外国学者写道：清末民初乃至二十年代后期，“中国目睹省籍意识的社会和体制基础随着民族主义意识驰骤骎骎，我们看见同乡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已不单是以商人间的会馆形式出现，而是所有在城中的客居社群都热衷参与，尤以学生和工人为最”（注：《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第30页。）。民国一代，可以说“没有一省一地区在首都没有自己的会馆，你总可以找到你那个省的同乡会馆”（注：前揭林语堂：《中国人》，第178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清末民初以来不仅出现了纯同乡性质的会馆，而且在原有的会馆特别是省级会馆中较多地设立同乡会，以强化团体和发挥其领导作用。这也是民国时期同乡团体观念之深的一种体现。《北京的会馆》中记载：“在省级会馆里（县级也有），民国初年逐步增设同乡社会组织--同乡会……有同乡会组织的会馆在京会馆中占比例颇大，有93所。”（注：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据北京市民政局新中国成立伊始时统计，民国时期北京市有会馆391所（注：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其中省级会馆当然应为少数，而93所会馆中设有同乡会，这应该说包括了所有省级会馆，由此可见民国以来以省为中心同乡的整合与内聚意识的增强。
    纵观民国一代之同乡观念，北京政府时期显现强劲；南京政府时期，由于加强对全社会的控制和对人民思想之禁锢。如同乡观念总体上略显淡化，但无形之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不是靠强力短时期内就可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