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则由自然依赖性变为社会的依存性。在这里，“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20]。由“自然决定”向“社会决定”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质的飞跃。导致这一飞跃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交往的扩大。世界历史的形成，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共同体之间的产品交换，在这种变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得到了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它既以生产者私人利益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又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条件。一方面，私人利益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促使人日益孤立化，在那里，人的目的和需求只是自身的事情，只能依靠自己，而“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交换本身又可以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在那里，使一个人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个人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20]。这一悖论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社会的矛盾的尖锐化，表现为人的自由与交往、个性与共性、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论述了这种分裂。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在私生活中是一个现实的人，但却没有真实性；在公共生活中，人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却失去了现实性[22]。资本主义已经使人的生活二重化了。
    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对立，使得人们只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意义上看待社会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正是使个体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才使个体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元素。于是，人的生活便被完全外在化了，交往变成了人们之间纯粹的外在联系，变成了不以自我的个性特征为转移的无人称的“角色”之间纯粹结构性关系。角色与自我完全分离了。交往的外在化是交往物化的必要环节，而交往的物化才是资本主义交往的实质内容和根本特征。在资本主义世界，商品作为一切事物的价值折算中介成为唯一普遍的价值体现者，并由此而统治了一切领域，在那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3]。由于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歪曲地“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4]，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构成了一切交往关系的核心内容并辐射到一切交往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单维度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显然不仅仅具有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想设定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具有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意义。尽管资本主义使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使人类交往变成一种外在的物化关系，但是它毕竟造就了丰富的、普遍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体系，为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交往创造了条件。首先从质上看，资本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能力体系。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分工和商品生产造成了这样一个悖论：社会关系越丰富，社会整体的能力越全面，作为社会关系系统要素的个体就越片面、越残缺不全，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25]正是在这一悖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多方面的联系和全面的能力体系，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6]。马克思之所以把它称之为“体系”，就是因为这种丰富性只是社会整体的丰富性表现出来的。这种丰富的社会联系和能力体系就为人类最终摆脱分工的束缚、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其次，从规模上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大工业生产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性商品市场的出现，以及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使用，打破了以往由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地区、民族和国家间联系的自然障碍，克服了民族偏见和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实需求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和交往的空间。这就使人们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封闭型的交往意识，最终使交往世界化。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形成，即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7]。
    （三）“世界历史”范畴有利于深刻阐发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与特征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那么现实的状况怎样呢？这个运动的条件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现实是一种异化状态，应通过革命消除异化。对此，马克思指出，普遍的交往，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29]，也就是说，出于普遍交往，一切民族才能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共同组成阶级力量来通过革命而消除异化，而且由于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 （2 ）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 ）交往的任何扩大部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0]。而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地域性的存在，它只能作为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普遍交往，人们才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1]。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交往范围狭窄，因而人类每天都在重复着发明，许多偶然的因素（如自然灾害、部落冲突）都可能使人类的智慧历史中断。在马克思看来，普遍交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在全世界实现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除了具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外，还必须具备“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个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