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
    ……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再二千年，将由今日之土番野蛮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绝，惟馀荒荒大陆，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注：谭嗣同：《仁学》三十五，《全集》，下册，第344页。）
    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狉未化之世，若于今熟视无睹也者。（注：《谭嗣同全集》，第319页。）
    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种假设：从词源上比较，“文”与“明”的组合与欧洲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enlightenment （英语：启蒙）、 Aufklarung（德语：启蒙）的相通之处，也许是维新之士青睐“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欧洲“启蒙”一词，源于神学中的光之比喻：“给黑暗以光明”、“恍然大悟”；或来自气象描写中的感官体验：“阳光通明”。汉语“文明”，本有光照之意，如光明、有文采。《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又如文德辉耀。《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充塞。”孔颖达疏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Clarte（法语：明晰，明了）和enlightenment 作为西方新的精神状态和思维形态之典范，可以用来区别文化保守主义，用来反照与中国过时的世界观连在一起的蒙昧与迷信，并成为一种信仰和斗争武器。这种时兴的、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不断得势的“文明”概念，指的正是西方“先进的”精神和物质文化，以区别于传统的、过时的老中国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梁启超那里找到足够的明证：“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勃兴。中国苟自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地球既人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9页。）或曰：“今所称识事务之俊杰， 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国也。欲进吾国，使与泰西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注：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1页。）
    众所周知，如何翻译外语概念，或者把什么视为某一外语概念的汉语对应词，
    有时恰到好处，
    有时却是牵强之译。“文明”与civilization的对应，也许正由于它们既表示进步和发展，又是“野蛮”的对立词。当某一译词真正确立或成为“标准”译法以后，人们往往不再追问其原委；但是，它的“标准化”及其流传，时常也有机遇性、甚至偶然性。这是因为同义词常常给人以选择的余地，“开明”（注：参见《汉语大词典》：汉扬雄《法言·问道》：“吾焉开明哉？惟圣人为可以开明，它则苓。”汪荣宝义疏：“‘开明’即发矇之意， 言开矇以为明也。
    ”）便是一例。 用它移译civilization也未尝不可：
    日本一岛国耳，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仪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响使闭关谢绝，至今乃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注：黄遵宪：《日本国志》（1890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 第134页。）
    或者：
    于五洲殊种，由狉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注：严复：《原强》，《严复集》。）
    十九世纪进入尾声的时候，“文明”二字口趋时髦。梁启超为“文明”概念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照石川祯浩的说法，梁氏“正面地打出作为civilization的‘文明’旗号，乃是在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亡命日本之时。……‘文明’这一新词汇，经梁启超的宣传鼓动，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里扎下了根”。（注：石川祯浩：《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第3页。）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甚其词， 因为那毕竟是许多人的功劳。且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的、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的几段文字为例（都在1898年之前）：
    余之观伦敦，亦不过枝上林禽而已，盖此地为近今文明之都府，其历世之久，二千余年矣。且伦敦之胜境甚伙，或于一方，设地下铁路，夸文明之奇观。（注：《时务报》，第11册（1896年11月15日）：《伦敦论》，译国民新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729页。）
    俄以农为生业，约一万万人，以渔为生业，五十万人；要之俄人不知文明为何物者，亦甚伙也。（注：《时务报》，第16册（1897年1月3日）： 《论俄人性情狡诈》，译国民新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 年版，第1083页。）
    外国文明，技艺兴盛，实为未开陋邦所不能梦见。（注：《时务报》，第16册（1897年1月3日）：《朝鲜大臣游欧美有感》，译时事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090页。）
    君主专制，黔首无力；国家以愚其民为能，不复使知政府为何物。当是之时，安有政党兴起哉，及文明大进，世运方转……（注：《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政党论》，译大日本杂志， 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