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之地，无社会者焉。及文明渐开，微露萌叶，久之遂成一社会。（注：《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论社会》， 译大孤朝日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148页。）
    中国大员，若欲知欧洲文明精髓所在，则……
    日本尝汲汲采文明之利器，实使欧美惊叹；而变革之疾速，亦使欧美生畏惧之念矣。于是乎今也自船舰炮枪，至法律制度，精通其神理者，盖亦不鲜。而其二十年来所施设，或简派俊才，同往欧洲，入其学堂，或学其言语，译其书籍，或聘外人为师，或编制法典，惟恐文明之难及，故致有今日之盛矣。（注：《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 日）：《中国论》，译文明日本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151 、 1152页。）
    财币流通，未免迟缓；当是之时，欲仿文明之地，所行成法。（注：《时务报》，第22册（1897年4月2日）：《论黑龙江省将来大局》，译东邦学会录，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499页。）
    中堂自扬言云，敝国应筑铁路，又采列国各种文明之利器，以更新中国，是盖有抒胸臆之语。（注：《时务报》，第29册（1897年6月 10日）：《论东亚客岁情形》，译东邦学会录，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971页。）
    很明显，“文明”概念在上文中指的是整个文化层面。郑观应1900年对欧洲近世文明的赞誉亦告诉我们，时人对“文明”的理解全然不是“纯物质”的：“一千一百四十四年，当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意大利新立议会。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当宋度宗咸醇元年，英国始定议院章程，垂诸后世。嗣兹而降。议院大兴，文明日启，遂为千百年有国不易之宏纲。”（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郑观应集》，上册，第337页。）而在梁启超那里，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精神与民气在“文明”概念中的优先地位：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陆有石室，川有铁桥，海有轮舟，竭国力以购军舰，睃民财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何也，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何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注：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1、62页。）
    至少在维新之士眼里，西方近现代文明所造就的新式文化，已将与其对立的、过去的、阻碍进步的老中国文化排除在外。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也明确指出：“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注：鲁迅：《文化编至论》，《鲁迅全集》，第55页。）人们在那个求新求变时代喜用的“文明”概念，指的是一种带普遍意义的文明现象：即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即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并不象德国的一些对文明持悲观态度的思想家所惯用的那种精英式的“精神文化”与“纯物质文明”的划分。（注：西方思想界有一种假设（参见前引诺勃特·埃里亚斯：《论文明进程--社会遗传与心理遗传研究》），即认为“文化”是德国精神，“文明”则为法国特色（亦包括英美）。确实，德国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内在区别早有思考，尤其在十九世纪；但是，直至1880年代，Zivilisation在实际运用中基本上作为Kultur的同义词。到十九世纪末，德语中对两个概念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文明”多半指物质的、外在的、实用的方面，“文化”则指精神的、内在的、道德的方面。《艺术看守人》杂志（KUNSTWART，第十四期，1901年，第十五册，第81 页）中的一种解释是很有代表性的：“维持和方便人类生活是文明的最终意图；而使人类生活得以美化和完善的，则是文化。”按照这种说法，“文化”显然高于“文明”。）
    如果我们不是机械地将文化影响视为单向的、甲对乙（西方社会文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是以相互影响的模式为前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文化交流之主体强弱不一，以及文明概念同价值判断之紧密联系所造成的文化等级观念，必然使交流主体的“价值刻度”（注：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价值标牌”（Werttafeln）或卡尔·雅斯贝斯所说的“价值等级”（Rangordnungender Werte;Werthierarchien）。）大不相同。近现代中外交流是在孱弱的中国处于劣势的历史阶段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向“文明”、“进步”看齐，基本上意味着门户大开；许多“坚定分子”所追求的，并不是平等的文化交流和有选择的接受外来影响，而是“大开闸门”，全盘西化。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对文明价值与价值尺度的垄断早已走出欧美，“深入人心”。对陈独秀来说，近世文明之主要标记便是：一。人权，二。进化论，三。社会主义。而且， 只有欧洲文明才称得上近现代文明。（注：参见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1984年版，下称《文选》，第一册，第79页。）当时持这种观点的并非他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完全应和了西方文化观的主流论调。
    历史与进步是谈论文明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并使其获得了勾勒和设想人类历史发展的功能。近现代中国在开始接受西方文明观的时候，已经具备了整体概念，已经看到了它的认识作用。然而，整体概念似乎常常给人以笼统之感。就总的倾向而言，时人还不明白（或者说根本不了解），“文明”高调在欧美盛行的时候，已经有人指出“文明”本身的内在区别，他们中最有名的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于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指责统治者说：“你们已经把地球边陲都文明化了，为的是赢得新的领地，以施展你们低廉的贪欲。”（注：恩格斯：《政治经济批判大纲》，《马恩著作》，柏林1970年版，卷一，第504页。 （ Engels,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KONOMIE （1844 ），MEW BD.1,1970,504））马克恩则于1867年讥刺地谈论“这种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以其贫困降低大众人格，走向野蛮”。（注：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卷一（1867）， 《马恩著作》， 柏林1975年版，卷二十三，第677页。（Marx.DAS KAPITAL,KRITIKDER POLITISCHENOKONOMIE, Bd.1（1867），MEW Bd.23（1975）， 677））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从根本上说来是值得称道的东西，只是被资本主义扭曲异化了；文明准则只是统治者说了算的东西。然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看到和了解文明“另一面”的人并不多，人们更多的只是“自愧不如”，或多或少地怀有“恨铁不成钢”、“活该”之感：怪自己，怪民族，怪祖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文选》，第132页。 ）很自然，人们想到了“从头忏悔，改过自新”：“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文选》，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