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腊人不同的是，中国人缺乏名祖谱系的传统，族群与祖先之间并无名称上的联系。而且，中国人追溯的祖先往往拥有不止一个名号，族称也因祖先时代的更替而改变。司马迁曾对这一点做解释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19)如果将司马迁所说的“姓”和“国号”转译为现代人类学术语，两者大体可以等同于“族群”(ethnos，ethnie，ethnic group等)和“族称”(ethnonym)。那么，“同姓而异其国号”，实际上是在说同一族群更改族称。为什么要更改呢?这的确是个令人困惑但又需要解释的问题。对此司马迁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乃至显得有点敷衍了事的答案：“以章明德”。也许面对着谱系传说中诸多别名并存的复杂情况，司马迁也不知所措。
    族群更改族称的情况在希腊人的祖先谱系中也很常见，但他们在不少时候都将其解释为出于名祖的原因。例如，修昔底德说，在丢卡利翁之子希伦之前，“希腊”(Hellas)这个名称还根本不存在，各地都按照皮拉斯基人(Pelasgoi)和其他族群(ethne)的名称来命名；当希伦和他的孩子们在弗提奥蒂斯(Phthiotis)强大起来后，应邀去援助其他城邦，越来越多与他们交往的人才开始被叫做“希腊人”。(20)再如，希罗多德讲道，当皮拉斯基人占据后来叫做“希腊”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名为“克拉那奥伊人”(Kranaoi)的皮拉斯基人；在国王凯克罗普斯(Kekrops)的时代，他们被称为“凯克罗皮戴人”(Kekropidai)；当王权传至埃莱克透斯(Erekhtheus)时，他们又更名为“雅典人”；当克苏托斯之子伊翁成为雅典统帅的时候，他们又从他那里得名“伊奥尼亚人”。(21)得名于名祖这种解释模式，倒是很直白，看起来也更有逻辑性，但这样的名祖太多了(甚至多到诸多外族都有源于希腊英雄血统的名祖!)，是不是也让我们怀疑希腊人的族群祖先谱系更虚假?而希腊人的虚假就能意味着中国人作为黄帝子孙的历史叙事更为真实吗?
    二、信以为真，还是不以为然?
    黄帝及其子孙的历史真实性一直都有不少历史学家捍卫。“五帝”在近几十年来正统的中国历史书写中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通常还被披上一件考古学的外衣。不过这“外衣”有时披得看起来比较紧，“五帝时代”于是就成了某种考古文化的科学化代名词(至于说它相当哪种考古学文化，解释就因解释者而异了)；有时披得很不贴身，考古资料和“五帝”传说就成了各说各话的“两张皮”。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希伦及其子孙身上，不过他们身上的“考古外衣”披得倒是显得很紧。1930年约翰·林顿·迈尔斯(John Linton Myres)在其著名的著作《谁是希腊人?》(Who were the Greeks?)中，不仅把希伦及其子孙当成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将他们祖孙三代的年代分别推断在公元前1400、前1360和前1330年，并重构了他们从洛克里斯(Lokris)向北至泰萨利亚(Thessalia)，向南到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os)逐步扩张的“历史”。(22)他相信“丢卡利翁大洪水”神话的历史真实性，将这场传说中的洪水解释为科帕伊斯湖(Kopais)在公元前1430年因地下出水口堵塞而发生的泛滥，并且认为正是这次泛滥造成了“丢卡利翁子孙”的逃难、迁徙和扩散，“希伦及其子孙”即在其列。(23)他所重构的整个希腊史前史的各个年代都是依据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埃拉托斯泰奈斯(Eratosthenes)的定年框架，而后者的定年均是根据各种谱系传说的辈分推断的。这样，多里斯人入侵和特洛耶战争就构成了参照系，其年代分别被定在约公元前1100年和前1200年；按照希腊人每代30年的习惯，传说中各代英雄的年代即被推断出来。(24)迈尔斯的确是在综合运用地理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比较宗教学、考古学和传统文献等多方面的证据相互印证，但神话传说在他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始终都发挥着最大的指引性作用。他几乎把所有的英雄传说都当成信史来看待。对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角色，只要不是神，他都相信确有其人。他喜欢采用“民间记忆”(folk-memory)这一名词来指代传说。在他看来，如果谱系传说里的人物名字前后相继，一整套传说存在着内在的协调性，那就能证实传说是可信的。他的理由是，如果谱系在某一代被造了假，那么了解该家族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发现它。(25)
    传说真的就那么可信吗?真的没人敢假造谱系吗?传说里头究竟有多少是对于历史的记忆?记忆可靠吗?“丢卡利翁大洪水”在迈尔斯关于希伦及其子孙迁徙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基础地位，他对此的确拿出了地理和考古方面的证据：科帕伊斯湖通过地下暗河排水，过长的雨水冲刷会造成地下出水口堵塞，乃至发生洪水；湖畔发现了公元前13世纪的排水工程遗迹。(26)湖水泛滥也的确是该地区的一个问题。1852年和1864年的两次洪水淹没了大约20平方公里的地区。而1856年的干旱又导致了该湖的完全干涸。就迈尔斯提到的迈锡尼时代的水利工程而言，最新的考古调查表明，该工程的挡土墙早在中期希腊底时代就已修建，而晚期希腊底ⅢB时期(公元前13世纪中期)又有建设。(27)这些情况似乎在劝说着我们相信迈尔斯的理论。然而另一种研究路径提供的结论又令我们有些不知所从。如果将希腊与苏美尔、阿卡德和希伯来的洪水故事，尤其是与《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和《旧约》的洪水故事版本相比较，不免会得到这样的认识：“丢卡利翁大洪水”是近东洪水神话的希腊版抄本。马丁·李奇菲尔德·韦斯特(Martin Litchfield West)细致地开展了这项研究，他发现了希腊和近东两地洪水故事的11个相似点。面对如此多相似的情节，我们还能够相信这些神话是希腊和近东两地的人们依据各自的洪水经历独自编写的吗?从希腊洪水故事的文献出处来看，(伪)赫西奥德根本就没有提到该神话，它最早是在埃庇卡尔摩斯(Epikharmos，fr.85 Kinkel)和品达(Pindaros，Olympionike 9.43-56)的作品中出现的，而后就经常被人们提及。韦斯特据此认为它传入希腊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550年。(28)如果这真的是个外来神话的话，那迈尔斯的一整套理论不都崩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