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韦伯对于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特征的分析采用了他提出的“理想类型”方式。就是说，和后来的学者一样，韦伯肯定也很清楚，无论是古代城市还是中世纪城市，都呈现出多样形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它们之间的总体差异，从而归纳出各自的典型特征，亦即“理想类型”(16)。无论如何，韦伯关于古代经济和古代城市的论述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试图将古代经济纳入其政治与社会制度框架中加以考察，而非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单纯考察它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这就意味着，韦伯的论述突破了“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的框架。他的这种学术理路为古代史家哈斯布鲁克所接受。后者在1928年和1931年分别出版《古代希腊的国家与贸易》及《至波斯战争止的希腊经济与社会史》，(17)主要讨论古代希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城邦并没有任何现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即没有鼓励市场和贸易的政策，它所关注的是确保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公民群体把持了拥有土地的特权，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主要是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以及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18)
    然而，除了哈斯布鲁克以外，韦伯所开辟的新路径并没有受到古代史家们的关注，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尽管韦伯1909年发表的《古代社会的农业状况》是对古代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具原创性、最为大胆、也最生动的描述，但“有关古代世界的这些专门学科却我行我素，就好像马克斯·韦伯从来没有存在过”(19)。迈耶的“现代主义”模式仍然主导了对古希腊罗马经济生活的理解，并在俄罗斯出身的杰出古代史家罗斯托夫采夫的笔下得到了最系统的阐述。后者在1926年和1941年分别出版《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和《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两部巨著，对罗马帝国和希腊化世界的经济生活面貌做了全景式描述。(20)在这两部伟大的著作中，罗斯托夫采夫大量运用现代经济学语汇诸如“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乃至“工业化”来分析古代经济。在《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中，他提出资产阶级业已“形成希腊化城市的脊梁”，“经济生活组织中的所有创新趋向于我们(带着所有保留意见)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且很快从希腊化世界扩张到了西部的罗马世界。(21)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罗斯托夫采夫更是建构了一个解释罗马帝国历史的宏大结构：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野心政治家和军事首领的领导下，推翻了元老和骑士贵族的霸权，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奥古斯都元首政治标志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奥古斯都之后的帝国政府旨在建立一个以全帝国境内城市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国家，“这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国家的脊梁。”即便如此，这个中产阶级还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帝国，帝国贵族、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靠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劳动，从而激化了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矛盾和对立，最终导致了公元3世纪的危机。下层阶级的斗争得到皇帝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被消灭。因此，公元4至5世纪的帝国政权是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的“东方专制主义”，它以军队、强大的官僚阶层和农民大众为基础。同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相对应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共和国后期的“封建资本主义”随着元老和骑士阶层(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消灭而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承继从希腊化世界、在帝国前期蓬勃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帝国范围的城市化导致了“商业、工业与农业空前迅猛和令人惊叹的发展”。然而，由于资产阶级追求安宁而消极的生活，将大量财富投入到获取土地上，依靠剥削下层劳动阶级，勃兴的城市资本主义由此衰落。另一方面，帝国政府并没有积极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亦未采取措施提高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致使这个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失去消费能力。这两个因素交相作用，最终导致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样一来，“帝国前期欣欣向荣的(经济)生活到帝国后期堕落为原始的和半野蛮的(经济)生活”(22)。
    当然，在对于古代经济的描述中，罗斯托夫采夫考虑到了各种复杂因素，并非一味地强调资本主义主导性，因而将他的观点完全看作是对立于“原始主义”的“现代主义”有失偏颇。(23)但他以近代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参照、并且采用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语汇来理解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与经济，则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在讨论希腊化时期时他甚至说，“这个时期和现代世界经济生活的差别仅仅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24)。还必须注意到，罗斯托夫采夫对罗马社会经济史的描述尚有另外一面，即它受到了作者政治倾向的影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俄罗斯资产阶级深怀同情之心，而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则怀反对之意。在革命爆发后，他于1918年逃离俄国，经过颠簸流亡之后定居美国，从1925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古代史教授。俄国革命使这位流亡历史学家找到了灵感，从而成就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伟大的主题。在他看来，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之后，希腊人在希腊化世界各地建立起成百上千的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城市资产阶级日益扩大，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及至罗马征服世界，奥古斯都重新建立起和平秩序，同样的景象又重现于罗马帝国治下。但农民阶级对于城市资产阶级的憎恨，加之帝国皇帝的严酷统治，最终导致了方兴未艾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衰落，进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不难看出，这幅画面中映透出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影子。因而著名史学史家莫米里阿诺指出，在罗斯托夫采夫眼中，“是公元3世纪的‘红军’摧毁了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国家，正如同20世纪的红军摧毁了沙皇俄国一样”(25)。
    不难看出，尽管罗斯托夫采夫和韦伯的分析与结论大相径庭，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都是怀着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深厚情感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来看待古代社会的。所不同的是，韦伯试图说明在德国和西欧业已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历史独特性；罗斯托夫采夫目睹的却是俄国年幼的资产阶级受到摧残，因而他通过对古代世界资产阶级的研究来表达同情之意。自罗斯托夫采夫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代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再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1973年，芬利出版的《古代经济》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领域的面貌。这本正文不足200页的小书，是在作者在担任世界著名的萨瑟讲席教授期间所做的萨瑟系列讲座(Sather Lectures)基础上写成的。(26)初看起来，它并不像一本专门的经济史著作，其主要篇章的标题包括“等级与地位”、“主人与奴隶”、“地主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国家与经济”，但却不包括经济史家们经常讨论的主题如“市场”、“贸易”、经济结构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认为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现代社会有着根本性不同，不能用分析现代经济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和分析古代经济。因此在题为“古代人及其经济”的第一章中，芬利指出，“经济”和“经济学”是18世纪后期创造的现代概念，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特征和规律。而无论是在古代希腊还是古代罗马，都没有类似意义的概念和语汇。虽然英文中的“经济”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oeconomia，但这个希腊语词的原意是“家政”，这正好说明古代人和现代人观念的巨大差异。在芬利看来，古代人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是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思想家和理论家都没有对经济进行专门分析的原因。因此，要理解古代希腊罗马经济(以下按学界惯常说法称“古代经济”)，就必须抛弃理解现代经济的概念范畴和框架，而建立特定的、适合于理解古代经济的概念范畴和框架。(27)在第二章中，芬利着手建立理解古代经济的核心概念，即“等级和地位”。他提出，在古代希腊罗马，贵族或者说上层阶级首要的考虑是维护或者进一步提高其优越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就古代世界的富人而言，在任何分析中，占优先位置的都是社会划分的范畴而非职业的范畴。”也就是说，在贵族或者上层阶级的经济行为中，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总是一个重要因素。用芬利自己的话说，古代社会的经济模式“会给予这个地位因素重要的考量”(28)。由此，芬利指出了古代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根本性不同：前者首要考虑的是地位问题，后者主要考虑利润最大化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芬利又从劳动力、土地财产、城乡经济关系以及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古代社会的经济特征。就劳动力而言(第三章)，古希腊罗马社会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奴隶劳动普遍用于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古希腊罗马社会并未对劳动力的价值做出区分，既未区分技术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劳动力价值，亦未区分奴隶和自由人的劳动力价值，而且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也不存在劳动力竞争。奴隶受到蔑视，并非因为其劳动力价值的低下，而是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就土地财产而言(第四章)，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口的绝大部分都以农业为生，而且都把土地财产看成是和较高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富人更倾向于青睐和投资土地财产，但这种投资并非建立在韦伯意义上的经济理性基础之上。就城乡经济关系而言(第五章)，古代希腊罗马的城市是消费者城市，而不同于中世纪的生产者城市。就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第六章)，古代国家首要关心的是保障供给，而从未实施过现代意义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芬利来说，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古代经济的一个根本特征，那就是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不是一个遵循自身规律和法则的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而是“嵌合”(embedded)在政治与社会活动之中的，因而遵循的是不同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嵌合”的模式也就成为芬利独创的解释古代经济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