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韦伯的影响跃然纸上。芬利曾在私下里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韦伯。(4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韦伯主义者。实际上，他非常善于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恰到好处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在分析古代希腊罗马城邦政治时，他就抛弃了韦伯的社会地位概念，转而使用“阶级”这一概念和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他明确反对动辄给这一方法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做法：“至此我有意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真理’并使用了他的术语，以反击时下把每种运用阶级观念的政治分析都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坏习惯。”(42)这段颇值得回味的话一语道破了西方学术界的强烈意识形态倾向，使芬利觉得必须为自己采用阶级分析方法而辩护，同时似乎是在强调他和马克思主义保持了距离。
    至此，我们大体厘清了芬利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路径。他对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的创造性运用，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古代经济》出版之后，古代经济史研究就成了古希腊罗马史领域一个持续的热点。学者们纷纷对他的模式做出回应，探索新的路径和新的解释。然而，芬利的著作非但没有终结有关古代经济特征的争论，反而激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以至于霍普金斯感叹道：“古代经济是一个学术战场。”(43)与之前“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不同，现在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代经济是如芬利所说“嵌合”在社会之中，还是和现代经济一样，已从社会关系及其制度中“脱嵌”出来。学界借用波兰尼的概念，通常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称之为“实质主义”(Substantivist)和“形式主义”(Formalist)立场。虽然经常有学者把它们和“原始主义”及“现代主义”立场对应起来，甚至有学者把芬利归入“原始主义”阵营，但他们争论的其实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正如论者指出的，称芬利为“原始主义者”是从根本上误读了芬利的核心观点。(44)部分持“形式主义”立场的学者试图以更为翔实的个案研究，质疑芬利的“实质主义”模式。例如，1992年爱德华·科恩所著《雅典经济与社会：银行业的视角》即提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社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十分不同。雅典人通过市场过程来运作，其间不相关联的个人--他们常常仅是在这个城市短暂停留，有时甚至是在国外操控--通过商业交易谋取金钱利润。这种交易不仅“脱嵌”于社会，而且理论家们在其著述中、诉讼人在其法庭案件中把它看成是威胁到传统的通过社会与家庭处理生产与消费这种方式的。”(45)
    科恩实际上意图通过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银行业的研究，全面否定芬利的“嵌合”模式。然而他所集中讨论的是银行业的规模与发达程度，并没有深入分析雅典银行业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实际上把芬利的“实质主义”立场和“原始主义”立场混为一团，因此并不构成对芬利模式的有力挑战。(46)在此之前，多米尼克·拉什邦所著《经济理性主义和公元3世纪埃及的农村社会》，则构成了一个意味更为深远的挑战。该书通过对公元3世纪罗马治下埃及一个农庄留存下来的详细经营账目等档案材料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农庄生产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而且其管理也严格考虑成本问题。因此他提出，指导农庄生产的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旨在牟取利润的最大化。(47)这就意味着，古代人的经济行为非但不是原始的，而且是理性的。这一挑战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更为根本性的争论，即围绕马克斯·韦伯经济理性主义命题的争论。韦伯的学术以阐述现代性为核心。在对现代性的经济侧面的阐述中，他提出以市场为手段、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是现代西欧资本主义的特征，这种经济理性主义是现代西欧社会的一个独特发展。以韦伯的观点来看，所谓“经济的人”(the economic man)是现代人的代名词。和韦伯以及波兰尼一样，芬利深信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其古代经济模式其实是建构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的。然而仅就经济行为而言，古代人(或者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否和现代人有着本质不同，他们是否已有谋求利润最大化的清晰观念和行为，这仍然是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对芬利模式提出质疑的部分学者，在深层意义上其实是对韦伯命题的质疑，是对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性的质疑。从这个角度又可以看出，古代经济史研究实际上包含着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关怀。
    古代经济史家们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困境：任何人要试图对古代经济进行分析，就不得不面对芬利的宏大模式，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抑或是试图修正它，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路径。迄今为止，试图质疑、甚至推翻芬利模式的努力都成效有限，因为芬利建立的是一个分析与理解古代经济的总体框架与模式，而质疑者多以个案研究为基础。霍普金斯在批评以例外的个案质疑或是推翻总体模式时说：“我现在认为只能以其他方式合理地推翻一个好的模式，例如证明其假设性框架的构思是错误的，或者更好的方法是，证明一个替代性模式可以更为精确和更具说服力地涵盖更多史料，而更少不确定的部分。”(48)事实是，在《古代经济》出版整整4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替代芬利的分析和理解古代经济的其他模式，古代经济史家也仍然不得不在芬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49)。
    注释：
    ①大卫·M.夏普斯：《评大卫·W.谭狄：〈武士变身商人：早期希腊市场的力量〉》(David M.Shaps,Review of David W.Tandy,Warriors into Traders:The Power of the Market in Early Greece,Berkeley:1997)，《布兰·冒尔古典学评论》(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1998年11月01日，因特网地址为http://ccat.sas.upenn.edu/bmcr/1998/1998－11－01.html。
    ②扬·莫里斯：《前言》(lan Morris,"Forward")，M.I.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伯克利1999年版，第ix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