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利的研究开辟了古代经济史的新路径，使之走出了“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的死胡同。芬利的观点随即被学者们冠之以“芬利模式”，成为主导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范式。就在《古代经济》出版十周年之后，古罗马社会经济史家霍普金斯即已称之为“新的正统观点”(new orthodoxy)(29)。要完全理解芬利模式何以能够建立起来，并且成为一个新范式，我们需要考察他的学术与知识背景，以及他所处时代历史学的新取向。与大多数古希腊罗马史研究者不同，芬利并非出身于传统的古典学或者古代史学科，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科学背景。他取得的第一个学位是叙拉古大学法学学士，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谋得罗马法研究助手的职位，同时开始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期间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兼过职。1948年，他在拉格斯大学取得教职。从这时起到1953年，他参加了卡尔·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的经济史讨论班。芬利成长的这个时期，正是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这在他的教育中打下了烙印。芬利后来回忆说：“在30年代早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我接受的教育是韦伯和马克思，是法律史领域的吉尔克和梅特兰，是查尔斯·比尔德和皮朗以及马克·布洛赫。”(30)也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方法大量进入历史学领域，并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取得了主导地位。芬利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他开创性地将社会科学方法引入了古代史研究之中，也是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社会科学方法的大师。在笔者看来，真正奠定其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古代社会经济史家地位的学术贡献正在于此。早在1954年，芬利就尝试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勾勒出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希腊社会的面貌。在此之前，尚没有历史学家严肃地把荷马史诗看成历史资料，全面描绘过它所反映的社会情况。(31)那部标题为“奥德修斯的世界”的小书成为荷马社会研究的开创之作，至今仍是早期希腊史研究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芬利对社会科学方法恰到好处的利用，尤其是对法国社会学家毛斯的礼物交换理论的借鉴。(32)《古代经济》一书同样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但却有着复杂的来源。首先，芬利模式的核心概念“嵌合”实际上来自于卡尔·波兰尼。波兰尼是出身于匈牙利的学者，其研究兴趣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他因在1944年出版《大转型》一书而声名鹊起，三年后受聘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经济史讨论班，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参加过讨论班并深受影响。《大转型》一书是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批评，这奠定了波兰尼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他认为，产生于工业革命的市场经济主导的结果，是20世纪前期的世界大战的悲剧和经济体系的崩溃(即大萧条)；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出路，“它意味着社会的运行附属于市场，不是经济嵌合在社会关系之中，相反是社会关系嵌合在经济体系之中”(33)。就是说，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标榜的市场经济绑架了社会，使得社会也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最终扭曲了人类社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脱嵌于”(disembedded)社会之外的，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嵌合于”(embedded)社会之中的。关于后者，波兰尼写道：“最近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突出发现是，一般而言，人类的经济是从属于其社会关系的。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确保其占有物品这种个体利益，而是为了确保其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源。只是在物品有益于这个目的时，他们才看重物品本身。生产和分配过程都不是和附加于物品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关联的。但是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导向一系列社会利益，这后一因素最终确保采取的是必要的步骤。这种社会利益在一个小规模渔猎社会和一个庞大专制社会中会十分不同，但无论是在何种情形之下，经济体系都是在非经济动机之上运行的。”(34)之后在其主编的《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一书中，他进一步阐述道：“但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社会中经济所处的位置时，面临的是大量不同于市场的制度，人们的生计嵌合于这些制度之中。其问题不能用为了一种特定经济形式--它依赖于特定市场因素的存在--而设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35)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并不受市场驱使，而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换言之，经济活动“嵌合”(embedded)在社会关系及其制度之中。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用为分析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方法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不难看出，波兰尼的理论和分析对芬利产生了巨大影响。(36)在笔者看来，芬利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来自波兰尼：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根本性不同，为了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架构和方法不适用于分析古代经济。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分析古代经济的新的框架，将影响甚至主导古代人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因素(波兰尼所说的“非经济动机”)纳入到这个分析框架之中。芬利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克斯·韦伯。如前文所述，韦伯已经指出，政治和军事手段是古代社会获取财富的重要方式。这就意味着需要将政治和军事因素也纳入到古代经济的分析之中。波兰尼的观点与此有近似之处。实际上，波兰尼和韦伯的思想有相似的一面，两者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性不同，古代经济植根于其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37)芬利曾专门撰文评价韦伯关于古代城市的论断，以此表明他对韦伯思想的重视。(38)在《古代经济》中，芬利借用韦伯的“社会地位”(status)概念，以此作为分析古代经济框架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这一令人赞叹的模糊而含有相当心理因素的词语”(39)是理解古代人经济行为的关键。另一个受到韦伯启发的方面是模式的运用。芬利宣称，自己力图建立一个理解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时间跨度达1500年的经济活动模式。论者对此多有批评，认为他忽视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实际上，芬利对此并非没有清醒认识，但他相信，一个模式虽然不一定能涵盖史料反映的所有情形，但却最有助于我们抓住主要特征。芬利在回应论者的批评时写道：“除非仅仅是对不相关联的资料做故纸堆似的罗列，任何对古代经济的分析都必须使用模式(韦伯的理想类型)。模式被定义为‘现实的一个简单化构建，它可能以一种概括式的形式展现出重要关系。就模式不涵盖所有相关的观察和量度而言，它是非常主观性的粗略估计，但因为如此，它对于隐去偶然细节、使得现实的根本层面展现出来是有价值的’。或者如韦伯所言，‘在纯粹概念意义上，这一思想建构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它是个乌托邦。历史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确定在每个情形下，这种理想建构在多大程度上近似于或者偏离了真实。例如，某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类为‘城市经济’。”(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