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因为憎恶外债的政治影响，不愿去谈及外债的经济效能。对于铁路借款，刘大钧在1929出版的《外人在华投资》中这样反问：“这些借款，除了让与权的争夺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但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强调外债双重性的前提下，表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度：“在旧中国举借的外债中，我们应将它们区分为有利于近代化的外债和有害于近代化的外债。……用于铁路、邮电、工矿企业的外债则是一种生利性的债务，被投资于实业，就有可能在实业中产生大于债值的经济效益，既可还本付息，又可发展实业，推进近代化。”[8]15 他们认为，外国在华投资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第一，外债为近代中国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前提。第二，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方式。从世界历史上看，一般落后国家和非典型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同家，也大多采用这种形式[9]246-248。
    对于外债与经济的关系，只能摆脱一些预设性的结论，才能从具体的量化研究中得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夸大或缩小其作用均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近代中国经济逐渐卷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对西方经济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依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愈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外债成为西方列强作用于中国政治经济的桥梁，也凸显出中国对西方影响回应的特性。币制实业借款、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等政治性借款以及大量的铁路借款等，均体现出世界经济与金融体系变化对近代外债的直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金银比价的波动直接影响了近代外债要件（包括币种、利息、回扣等）的构成。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制度和金融市场借助外债影响了近代中国金融机构近代化的历程，钱庄、票号的变化和新式银行产生均与外债有着密切关系。近代外债是金融制度变迁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整个金融制度构成部分。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经济制度和国际金融市场，主要通过对华债权关系以及相应的市场运作、国际汇兑体现出对近代中国外债的影响，并通过外债对经济领域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这需要中国金融史、国际金融的知识背景作支撑，并通过数据整理进行量化研究，梳理外债问题背后所包含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以及中外金融联系的历史特征。因而，只有充分解读外债生成及运行历程中中外经济制度与经济观念的互动，方能摆脱民族本位的影响，在更深程度上剖析近代中国外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三、对民族本位意识的反思
    民族本位意识的产生，首先和研究者本身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如费正清对中外经济关系的评价，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存在密切相关的关系；国内学者长期以来对外债的指责，也是与解放后相当长时期内排斥外资的观念密切相关。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时人包含民族主义的评论也直接影响到后世研究者的观念。对比近代的一些舆论与现在的学者的一些观点，曾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现在，国内学者在研究外债史时似乎都在强调外债的双重性，有意识地抬升利用外资的实际价值。若追溯到一百年前，即便在拒债运动高涨之际，肯定外债的功用的舆论并非少见。梁启超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904年发表的《外资输入问题》中虽然较多地对借债筑路持排斥态度，但他已明确地表示单纯抵制是没有意义的，抵制只是手段，对待外资“必能抵制而后能利用。抵制经也，利用权也”。只要能做到将“债权与事权之所属，必厘而二之。如是则可以用外资。”[10]95 当时舆论即已指出，抛开一些诸如内政、外交等背景性因素去研究、讨论铁路外债问题，一个前提必须是停止“谩骂式”的评价铁路外债，“冷静地”地去看待外债问题。正如《国风报》上一篇评论所指出的：
    吾人虽声嘶力竭以拒之，而终无拒之之术，则何若利用其资本以先睿我富源之为得计也？夫所恶之外债者，固谓政府办理不善，监督而匡正之，可也；否即攻政府而去之，无不可也。乃以政府办理不善之故，遂视外债如蛇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日为是无益之号呶，而待兴之事反而坠而不举，因噎废食，无亦过甚耶[11]。
    梁启超也认为拒款论者“既不衷于学理，又乖于史实，徒为识者所笑”。[12]41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外债的认同，一方面从反面印证收回利权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排拒外债中所体现出来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当时一部人对外债的理性思考，表达了对国际间资金融通的认同。它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这种以民族利益的旨归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延续。
    中国在外债问题上的判断似乎总是一个矛盾体，既普遍存在着绝对地排斥外资流入的观念，又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引进外资，才可以打破中外间的经济不平衡，并发展本国的经济，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族独立的必由之路。这两种理论在其实践中均有其难圆其说之处。由于近代中国在寻找民族独立道路上理论指导的欠缺，导致在经济开放与维护利权二者之间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在对待外债态度上往往在排拒与依赖之间取得极端，这应该是经济落后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难以逃脱的困境。那么，在现实的研究中同样也有类似的困境，因为双重性的评论往往导致判断上的悖论。如对近代中国外债的批评，往往仅仅以利息、折扣等的具体数额作为依据，但是问题在于借债必须要还本付息，只有多与少的区别；利息、折扣并不能成为指责近代外债的主要依据，仅仅是数据的比对显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西方学者在这一方面与中国学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基于不同的国家地位，所评断的内容有自己的侧重点而已。
    史学研究不可能不受到民族本位甚至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的是，史学研究的最基本功能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不能为强化自己的判断而忽视对史实本身完整性的追求。要达到这种目标，应该突破民族本位意识可能会产生的狭隘的思维模式，并在更广的视野之下，作出全面深刻的解读。既要剖析外债与列强对华经济控制的互动关系，又要客观评判外债的经济联动效果。如果把与外债相关的西方政治、经济、金融力量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就可以看到：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近代中国渗透扩张的重要手段和必然结果，外债在近代中国的生成、发展、演变的历程必然在多种层次受到西方影响，既有观念层次上和特定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也有西方经济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并包含外国在华势力的直接干预。所以，以外债为切入点，对近代外债与西方影响的互动关系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为整体性研究和评价西方思想观念和外交政策、经济制度、市场体系等因素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提供考察空间，进而揭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外在压力和内在驱动力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