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西学东渐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了西方传教士为了宗教目的在中国传播西学外，中国学人也开始睁眼看世界，有计划地独立翻译和引进西方学术和思想。严复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意识到“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民智者”乃“富强之原”。①而西方列强是如何开启民智的呢？“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此西洋教民要术也。”②在“名、数、质、力”四科“西学”之中，“名学”（逻辑学）居四者之首。这是因为“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③于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基石--逻辑学渐次进入中国传播者的视野。自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首次注意到逻辑学在西学中的重要地位以来，严复、王国维等人重拾薪火，开始系统、完整地译介西方逻辑学。自此，一门本不应受到忽视的西学终于开始了其东渐历程。
    社会性传播与学术性传播的选择
    严复虽以翻译《天演论》而著名，但其在传播逻辑学方面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他总共译介的八部著作④中就有两部是关于逻辑学的，并且他还在《天演论》等其他译著中反复强调西方逻辑学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性。与其相比，王国维在译介逻辑学方面的工作则不太为人所知。实际上，就在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1909）出版前一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1908）就已经刊出了。不惟如此，在王国维提出的“文学科大学”五类学科（即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中，除“史学科”外，其他学科所授科目均有“名学”即逻辑学一项。⑤可以说，在近代西方逻辑学的传播上，王国维是丝毫也不逊色于严复的另一位巨擘，只是因为他在文学和史学上的成就更大，遂掩盖了他在传播逻辑学等西学上的光芒。
    尽管《穆勒名学》译出更早，但却只译出了半部，因此晚清以来国人真正完整介绍西方逻辑学理论的译著当属《名学浅说》和《辨学》。二者均译自同一位著者耶方斯（W.S.Jevons）的著作⑥，这也增加了其可比性。由于笔者尚未找到耶方斯的原著，我们只能根据译著及其出版说明来推断原著的情况。原著均属教科书性的论著，又是同一作者，因此二者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从译著来看亦复如此）。不过，在相同内容的背后也有一些重要差别。根据《名学浅说》的出版说明，其原著对演绎逻辑的三个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只字未提⑦。而据王国维翻译的《辨学》，其原著则专门设有一章论述这一内容⑧。考虑到这一内容在逻辑学中的重要性，由此大致可以认为，《辨学》的原著在内容上应该比《名学浅说》的原著更加完整。如果《名学浅说》不是像冯友兰说的那样只是摘要性翻译⑨（《名学浅说》的出版说明中未指出这一点，严复自己亦未申明），那么就深度而言，《辨学》的原著也超过《名学浅说》的原著。因为除了对比较成熟的逻辑学理论进行介绍外，《辨学》中还有“拉衣白尼志之知识说”、“巴斯喀尔及特嘉尔之方法论”这样稍带学术探讨性的章节，而这样的内容在《名学浅说》中是完全看不到的。从文字数量上看，《名学浅说》只有9.5万字，而《辨学》有14.2万字，后者比前者也显得厚重得多。⑩如果对原著的上述推断正确，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最擅长数学（11）的严复选择了更浅显单薄的前者，而以治文史著称于世的王国维却选择了更全面精深的后者？或者换个提法：严复和王国维的不同选择预示着什么？
    对于为何翻译《名学浅说》，严复自己在“译者自序”中有个交待：“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方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12）根据这个说明，严复翻译《名学浅说》似乎具有很大的外界偶然性：只是因为有人向他求教逻辑学，为了找到一本合适的教材他才动手翻译此书的。但在这个交待之前，严复还谈到此前他翻译《穆勒名学》因精力原因未能如愿的事，言语间流露出遗憾之情。因此，除了外部动因外，严复翻译《名学浅说》应该还有弥补缺憾、了却夙愿的内在之意。这样一来，翻译《名学浅说》就不完全是偶然之举，选择《名学浅说》的原著作为翻译对象而不是别的也大有深意，按照贺麟的说法，“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13）。而《辨学》作为王国维的最后一部译著，其选材亦不会不精。如是，则我们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就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作这样的猜想：对于同一作者的著作，严复和王国维的不同选择表明，二人在传播西学上的旨趣有着根本的不同。并且，二人作为传播西学的开拓者，其不同选择还预示了两种不同的范式，后人在西学的传播上大致都沿着他们二人构成的范式展开。
    概而言之，这两种范式可以分别命名为“社会性传播”和“学术性传播”。前者将西学看作是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工具，具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因而在传播上更注重宏观思想的启蒙和应用。后者则将西学看作是可供借鉴学习、消化吸收的学术资源，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其目的不是直接指向民众，而是针对本国学术，其功利性要弱得多，因而在传播上更注重理论本身的细节和价值。显然，严复对西学的传播属于“社会性传播”，而王国维则偏向于“学术性传播”，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二人在原著选择上的不同。于是《名学浅说》的第一章“引论”讲的是逻辑学的重要性：“培根曰：‘智识者权力也’。智识有待于思辨；思而精，辨而明，又有待于习名学。……须知虽以蝼蚁之微，但使脑力胜人，彼且浸假以人类为奴，而或灭其种类。呜呼！智力固不重哉！名学固不重哉！”（14）随之第二章“世俗思辨之情状”论述的则是思辨中的现存问题，学习逻辑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现存问题。而《辨学》第一章则是“辨学之定义及其范围”，第二章是“辨学上之三部分”，完全是从逻辑学学科内部的角度展开的。一个从外部功能出发，一个从内在结构起步，二者的区别一望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