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种传播范式的再思考
    回过头来再看为何严复选择翻译《名学浅说》而王国维选择翻译《辨学》。根据二者的出版说明我们得知，《名学浅说》的原著对归纳逻辑推崇备至，而对演绎逻辑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38）；而《辨学》的原著对演绎逻辑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低估倾向（39）。按照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演绎逻辑在逻辑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由于归纳逻辑难以符号化，许多逻辑学家甚至不认为归纳逻辑是一种逻辑。按照这个标准，《辨学》的原著应该比《名学浅说》的原著更具学术价值。这大概就是倾向于学术性传播的王国维选择翻译《辨学》而不是《名学浅说》的原因。事实上，王国维曾经说过：“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这种价值取向是他选择翻译《辨学》的根本原因。但在当时，从实用性的角度看，归纳逻辑却显得更重要。许多逻辑学家将归纳法看成是一种获取科学知识的完整方法和过程，演绎法则被包括在归纳法的步骤之中。因而归纳逻辑更是科学实证方法的一种体现，通过它可以获得新知，而“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对倾向于社会性传播的严复而言，更偏重归纳逻辑的《名学浅说》显然比《辨学》更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归纳逻辑尤重实证，而这种实证精神恰恰是矫正中学空疏之弊的良药。事实上，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李之藻就是出于这个动机翻译《名理探》的。他尖锐地指出明末读书的弊端：“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奓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问胜己四也。”（40）他之所以要翻译《名理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矫正明末那种空疏的学术气氛。正如李天经在序《名理探》时指出的：“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41）而严复翻译《名学浅说》大抵出于相同的动机，他强调：“名学举此，非以谈玄，将求实事。”（42）“然而外籀之术（43）重矣，而内籀之术（44）乃更重。……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45）正是由于严复认为中学具玄谈特征的演绎法有余而具实证精神的归纳法不足（尽管他这个判断未必正确），他才选择了更强调归纳法的《名学浅说》而不是归纳与演绎并重的《辨学》。事实上，早在他翻译《穆勒名学》时就已经明确了这个动机：“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何偿不如法，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中国九流之学……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46）
    然而，情况似乎更为复杂。虽然严复倾向于“社会性传播”而王国维偏向“学术性传播”，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位，这个错位发生在对术语的翻译上。严复对术语的翻译非常考究。首先是对logic一词的翻译，最早他使用过音译“逻辑”，但他的主要译法是“名学”。为什么将logic译为“名学”呢？他在《穆勒名学》中说明了原因：“案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辩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设其全而用其偏也。”（47）可见他是在考察了西语logic一词的词源并对比了其他译法后根据其内涵和外延精心挑选的。当然，不排除梁启超所说，严复的意图不过是想将西方逻辑学与中国古代的名家相比附才选择“名学”这个词的，但这种做法至少表明它是严复在考察了西学与中学异同之后的理智选择。“名学”虽有比附的嫌疑，比不上更中性的“逻辑”，但从渊源及涵盖的范围来看它却优于曾经流行过的另两个译名--“论理学”和“辨学”。“论理学”和“辨学”都源自他译。前者是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我国的，后者则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1885年翻译《名学浅说》的原著时建议的译法，这个译法在1902年和1908年分别得到《钦定大学堂章程》和学部编订名辞馆的认可，王国维在翻译《辨学》原著时就采用了这个译法。尽管王国维对待西学的态度更学术化，但在术语的翻译上却没有深究，而是直接沿用已有的译法。事实上，《辨学》中几乎所有术语都是出自日译。相反，严复则不断推敲术语的翻译。又如，严复认为日译“三断论”不及他的“连珠”：“案演连珠见于文选，乃一体之骈文。常以臣闻起，前一排言物理，后一排据此为推，用故字转。其式但作两层，与三辞成辨者，实稍殊异。虽然，使学者他日取以审谛，其义意乃与此同。但旧是骈文，语多俳丽，遂生云雾，致质言难见耳。不佞取以译此，无所疑也。西文原字‘司洛辑沁’，此言会词，意与此合。惟日本谓名学为论理学，已极浅陋，而呼连珠为三断，窃以为不及吾译。因所汇三词，仅成一断，名为三断，转或误会。不可以东学通用而从之也。”（48）严复不仅在术语的翻译上不辞辛苦、极力考究，甚至对一些普通外来词的翻译或对新事物的制名也异常挑剔：“自与外国往来，物为前此耳目所不经着日至。产地原名，既所不通，则中国之民，意为之号，而其去实之远，有足令人失笑者。”（49）如火药、枪炮、火轮船、自来火、自来水、留声机等名称均遭到严复的批评。因为这些名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现代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何物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当时的国民来说，在目睹之前只能靠望文生义来猜度它们，于是就会误以为火药是一种能服用的药，火轮船有火轮，留声机能把声音留住等等。这无疑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严复之所以如此重视术语的翻译和新名词的创制，既有传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中国古代名法思想之故，也是自觉贯彻西方逻辑学在概念论上的严格要求的结果，因为“此是名学要事，实非故为刻画。盖言苟则思紊，思紊则理荒而害生焉”（50）。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人类能力，莫重于思辨，而语言文字者，思辨之器也。求思审而辨明，则必自无所苟于其言始。言无所苟者，谨于用字已耳。……无相合之言与字，以为之用，虽有圣哲殆不可以思维。至于交谈论辩，则无相当之言与字者，尤断断乎不足以喻人也。”（51）“汝等既治名学，第一事在用名不苟，即有时与人辨理，亦须先问其所用名字，界说云何，所言始有归宿，物理乃有发现之时。”（52）“今夫名者器也，以如此不精之器，以求通专精之学。呜呼难矣！”（53）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怎样错位，学术性的部分似乎总是被忽视的对象。不但作为学术性传播主体的王国维在西学的传播上远不及严复影响更大，而且严复在翻译西学术语上的学术性尝试也被淹没在更具社会影响的日译名词之中。正如汉学家David Wright指出的：“与严复翻译中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他所使用的新词对后来术语的影响微乎其微。”（54）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其中也包括命题、周延、演绎法、归纳法等这些逻辑学术语。而实际上，很多日译并不优于严译（即严复的翻译）（55），王彬彬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中问道：“为什么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风格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下面这个问题的一个反映：为什么学术性传播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远不及社会性传播？如果我们也用胜利和失败这样的字眼来提问，那么，在近代西学传播于中国的过程中，为什么最后社会性传播胜利了，而学术性传播却失败了？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是以社会性传播完全压倒学术性传播而告终。我们期望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能有助于提高当代中国的学术自觉，并进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