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年龄偏小。参议院263人，平均36.6岁；众议院596人，平均36.3岁。年轻人缺乏政治经验，“不知如何运用议论方法，彼此意见不合，动辄冲突殴斗；对于政府，一味强调责任内阁，不知进行协商；大言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不知袁氏拥有武力后盾。”[11]（p322）
    知识分子从来不构成一个统一的群体，都是分属不同阶级或社会阶层的代言人。国会内部党派林立，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没有统一的政治理想，力量弱小而且分散，彼此争斗互相削弱，无法形成统一的阵线，所以当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对这套新生制度进行破坏时，他们无法团结一致与当权者斗争来维护制度的正常运转，只能听任其摆布。
    民国初年人们没有积极购买这种“商品”，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对它没有认识。而供给方则借机强调民众不需要它，取消了供给。
    三 结 论
    国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需求方面来说，民众对民主制的无知或肤浅的理解，为当政者提供了招摇撞骗的市场，而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也无法组成一个像亨廷顿说的那种“政治共同体”，亨廷顿认为：“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是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两个要素。”[7]（p10） 当时的国务院没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又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自然为当权者为所欲为提供了机会。这些还不是主要原因。有论者认为，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土壤”很重要，也即本文所讲的制度需求方面，如果社会“土壤”不合适，再好的制度也推行不下去。笔者也认为这是制度良好运转的根本所在。但社会“土壤”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的动力恰恰在于政府的推动。否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中国只适合专制统治。
    所以，笔者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供给方面，即政府方面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要由传统的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变，改变社会对新制度需求不强的局面，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可惜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设计了一套美妙的制度，却没有力量在社会中执行。而袁世凯政府及其以后的北洋政府是一种超越宪法的势力。这种势力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那将改写中国近现代史。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历史渊源、价值观念、利益倾向只能有如下结论：是传统思想意识与现代武器设备武装起来的利益集团，是晚清“中体西用”的民国版本。作为新的权力主体，历史使命要求他们落实和完善刚刚搭建起来的民主框架，但是政治理念和利益趋向决定袁世凯不能胜任制度供给者、保卫者的社会角色。相反因其有实力却成为一个极大的破坏力量。这两个权力主体一个有理想无权威，一个有权威无理想，而民国初年需要一个二者皆备的政府，才能将移植过来的制度强行推行下去，但是这两个供给主体都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因此是制度供给主体出了问题，这是国会失败的主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5-05-08
    注释：
    ① 参见赵小平：《论民初国会的失败》，《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73页。有关中国近代政治的文章书籍均有所涉及，不再一一罗列。
    原文参考文献：
    [1] 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 孙中山。同盟会宣言[A].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A].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4] 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A].王耿雄。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 孙中山。建国方略[A].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 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聂振雄，石浮，宁安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8]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9] 政府公报，1912-09-13.
    [10] 魏宏运。民国史纪事本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11] 张明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12] 省议会众议会初选举[N].申报，1913-01-07（十）。
    [13] 自由谈话会[N].申报，1913-01-07（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