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灾害史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关于水灾的研究，早期比较集中于统计历史上各地水灾的发生次数与频率，并就其频繁爆发的原因进行分析。近年来，学者较多的讨论到救灾机制，以及灾后的社会应对措施。随着环境史研究的日益兴起，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水灾与环境的变迁研究等。①上述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关于水灾与地方社会水利管理的探讨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以西江下游的高要县为例，阐述因民国乙卯(1915年)水灾②而引发的一系列相关水利管理的变动，进而揭示灾害引发的地方社会的变动。
    一、高要县的堤防系统与乙卯水灾
    高要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西江下游，境内河流纵横，自三榕峡以下为古珠江三角洲的范围③，明清时期为肇庆府治所在。据崇祯《肇庆府志》载：“高要县，为大邑，惟当开府，舟车辐辏，称烦剧焉。”[1](卷八《地理志》)道光《高要县志》记道：“高要为邑，大邑也。控两粤之咽喉，当西南之冲要。”[2](《序言》)时人多将高要与南海、番禺并称为广东三大重镇。由于高要处于中原从水路进入岭南之要道，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吴桂芳迁两广总督府于肇庆府，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5年)迁出，在此期间，肇庆也成为两广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由于高要县地处西江下游，境内西江与新兴江、大迳河、宋隆河等大小支流形成庞大的水系网络，是以西江潦患，高要县首当其冲。加上县内的羚羊峡十分狭窄，将水束咽，水势至此受阻，因而堤围工程显得十分重要，如民国县人吴远基④言：“吾县跨江为境，地形不同，无堤则无田，堤不高厚，亦不足以御水而护田。”[3](p1)高要县的堤围建设始于宋至道二年(996年)，是珠江三角洲筑堤最早的地区之一。明代堤围长度达到187.9公里，清代增至近221.6公里，民国再延至282.8公里。[4](p4)而堤围的修筑地点，则经历了由下游向上游发展的趋势。
    人工建设堤围的不断增加，以及珠江三角洲腹心地区围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也使得水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江水被束于堤围之间，致使河面日窄，带至下游的泥沙量增多，下游水道愈来愈浅窄，河口地区泥沙淤积量也日渐增多。此外，珠江三角洲水道出口的地方，每成喇叭口形态，水流到此，发生漫流，益形涣散，淤积更为容易。[5](p84)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要县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水患就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见严重。正如番禺人方恒泰(嘉庆二十四年举人)所分析的：“围筑遇涨，而奔驶益紧；涨大逢潮，而冲激尤横；潮与涨敌，而坚围溃矣。”[6](卷二十六《粤东水利》)至民国以后，大水灾几乎年年发生，每次水患发生，堤围多溃。
    民国4年(1915，乙卯年)，农历五月，西江突发大水，水位极高，恰逢北江和东江的山洪同时爆发，三江滔滔洪水汇流，致使下游排水不畅，水势梗塞。几日后又值飓风暴雨骤降，珠江三角洲的堤防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高要县境内所有堤围次第崩决，连在去年大水中唯一幸免于难的景福围，此次亦不能免，如史料记载：“西潦暴涨，县内围堤次第崩决，丰乐、景福围亦不能免，灾情惨状，前所未有。”[7](卷十一《堤防六》)另据《高要景福围志》记载：
    西江之水汇楚、蜀、滇、黔、交、桂之众流，建瓴东下，而肇庆首当其冲，故积年水患往往而有至，灾情重大，则以乙卯年为最。甫入夏交，西潦盛涨，东、北两江，同时暴发，下流梗塞，水无所归，益以淫雨兼旬，飓风陡起，惊涛骇浪，排山撼谷，其奔腾澎湃之势，直如万马之疾驰。
    回溯道光甲辰，曾遭此变，距今七十二年，述其事者，犹有悸心。[8](p7)
    西、北江同时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并与东江大洪水浩浩荡荡进入三角洲，致使珠江三角洲近70%的面积受淹。7月5日，高要县的鹅塘围溃决。7月8日香山围决口近百米。9日，景福围倾塌，决口约700米，洪水经旱峡以及广利湾淹没西、北江之间的平原，并从丰乐、隆伏、大兴等围的决口侵入北江，北江水位上升，北江上的石角围于是日崩决，洪水通过芦苞涌和西南涌直泻广州，广州遭受到数百年未有之水灾，如记载“水势涨至丈余，长堤及西濠口地区均被淹浸，泮塘、澳口、下西关水势陡涨”。“西村地处卑下，受灾尤烈，全村居民尽没于水，远望但见高屋之脊数角及树杪数株而已。”[9](p181-183)7月11日起广州连续7天受淹。
    此次洪灾，使珠江三角洲陷入一片汪洋之中，直接的影响是数百民众丧生，十余万难民无家可归。灾后，相关救济机构与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而更为重要的是，洪灾也直接或间接地触动了高要县旧有的“水”秩序，并引发其进行相应地调整，甚至是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