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铺秩序的整顿与商人集团的退出
    洪水过后，广东治河处派员查勘，在随后提交的《西江实测报告》中认为，民国四年(1915年)广州大水灾固然是由于北江潦涨，但同时西江之水亦有一部分取道旱峡，经广利湾各基围淹没西、北两江间平原，并由它处基围决口，灌入北江而使水势益盛。其中对洪水影响最大的是景福围，该围的决口不仅造成了高要县城的被淹，也直接造成了广州水患。
    原来高要县内各围之形势，以景福围最为重要。如县志所记：“景福围者，附郭堤也。城垣、仓廪、廨署悉芘于是，堤长二十余市里，为北岸诸堤之首。是处一决，水田峡背建瓴而下，峡下将无完堤，故吏民咸重视之。”[7](卷十一《堤防六》)西江上的景福围，西起三榕峡，沿大鼎峡绕城而东抵羚羊峡，北接横跨旱峡的水矶堤，是保护高要县城的重要堤防，史料记载：
    吾邑当西江要冲，其江汇合滇黔湘桂四省之水，建瓴东下。大湾、南岸、白珠、大榄、思霖诸围分御其南，景福围独控其北，为旱峡东路各围保障，关系綦重，即以本围论，下而田园庐墓，上而城郭祠庙、衙署仓库，资拱卫焉。而绵亘五十余里，东西南三面均临大江，在在与波涛为敌。每当夏秋间，一遇霪雨，上游之水暴涨，洪流奔注直趋羚峡，束咽难消，廻流上拥，水益壮，围益孤，形势之险要，可想见矣。[8](卷一)
    由于景福围事关体大，历任官员对之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也是政府投入最大的堤围。清道光年间，设立围总局管理。光绪年间，景福围总局还制订了详细的各类章程。[8](卷三)民国以后，所有围务仍由围总局的围董、围绅管理。
    民国四年东、西、北三江同时发大水，景福围亦最终崩决，先是桂林、大曲、油柑塘等处决七口，接着三祃街决一口、塔根决三口、街尾决一口、下黄岗、新基决一口、水基决四口，共决十七口，决口长达四百余丈。滔滔洪水直冲县城，“郡城一隅，尽成泽国，屋宇颓圮，人畜漂流，瞻乌哀鸿，触目皆是，童号妇泣，惨不忍闻”[8](卷一)。
    鉴于上一次景福围被冲毁还是七十余年前的事。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认为景福围总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洪水过后，围总局意识到事态之严重，立即派员究查堤围冲决的原因。几天后，景福围总林焕饶、孔庆埙经走访发现，在三祃街、塔脚街、来紫坊等处，沿着围堤建有不少店铺，多是以铺为堤，而铺商们为谋一己私利，往往偷挖地穴，屯积货物。由于商人在地穴上加盖地板，因此往来行人一般难以察觉。可是一遇涨水，水从地穴中灌入，长期的浸水导致渗漏，“继而松浮，终且倾泻，卒至救无可救，防不及防，遂成不可收拾之势”。[10]于是，围总局认为决口起因是“三祃街、塔脚街、来紫坊等处铺屋冲塌，牵动基身”，以致“连决五口”，造成此次“千百年来未有之奇灾”。[10](p141)而这一带也确实是灾情生费，以确保其生活来源。
    围总局先是要求疍民们主动写出请求，将七十二鱼埗转给景福围。接着围绅孔庆埙等即与东华医院联合向高要县政府报告，“当即备函，代请巡按使核准，行县查照办理，复由绅等据情上叩”。[13](p140)政府也为筹措修围之费而焦头烂额，受理此事后，立刻做出决定，将鱼埗划归景福围所有。如碑刻所记：“虽属众情允协，尚有少数之土豪恶疍，顿失利权，难保不妄思掯阻，别生事端。除委员前往会同该县，邀集该围绅董，并传四埠疍民，秉公切定议，妥筹办法。”[13](p140)经政府裁定，批示七十二鱼埗拨归景福围管理，当众标投，每年除缴渔课、濠租、学费、勇费并加给疍户资生外，余利一概拨充景福围修基经费。
    是年(1915年)，景福围总局出台管理七十二鱼埗章程详报立案。[8](卷三)自此之后，西江沿岸的水资源——七十二鱼埗的所有权发生重大转变，由疍民所有而正式转归景福围管理。由于高要县鱼苗业十分发达，人争投价，每年可获佃租数万金，遂成为景福围工程重要的款项来源。
    在高要县，景福围总局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权力机构，[14]估计疍民们也是在围局的软硬兼施的手段中，被迫投靠围局，从此疍民失去了对水资源的掌控权。不过，由于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界对鱼埗虎视眈眈，围总局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鱼埗争夺战中，据碑记云：
    十余年来，妒嫉者有之，觊觎者有之。如民国二年.西江财政处成立，拟收归处有，以充军糈。十六年，二区农会拟将梅子汛以下，华光顶以上鱼埗，拨归该农会。幸赖冯厅长祝万竭力口口口，得免拨。二十一年，三区大湾围拟将座落大湾三埗拨归该围修基，因而埗讼。建设厅又拟收归国有，在省务会议时，蒙区厅长芳浦力为调护，遂免置议。风雨飘摇，难保无得而复失之虑。[15](p110)
    由上所述，各类地方机构包括西江财政处、二区农会、三区大湾围、建设厅等都展开了对鱼埗的争夺。几经斗争，围总局才勉强保住了所有权。
    1932年，景福围总局改组为围董会，由围董会全面接管堤围各项事务。第一届围董会董事长龙兢持上任后的首件事，即重整围堤经济事务。在他的带领下，围董会极力确保鱼埗之所有权，力图获取鱼埗之官方颁发的执照，以昭告各界。如碑记云：
    谨将围基鱼埗关系利害，缕陈于乡先达余幄奇、梁孝郁两君，请其设法妥领埗照。余、梁二君，素以造福桑梓为志，知景福围连年籍鱼埗之租息修补患基。……是知保鱼埗即保景福围，保景福围兼下游各围。余、梁二君据实转商广东财政厅厅长区公芳浦，慨然准给执照。于二十三年四月，奉发高要县景福围七十二鱼埗执照，下会只领在案。随呈准县政府割四水疍民渔课户推入景福围户输纳。此七十二鱼埗确定为景福围之所有也。由是业权已定，妒嫉自消，觊觎以戢。金堤巩固，永庆安澜。[15](p110)
    新成立的围董会通过发动关系，找到高县人，时任粤军第一军军长的余汉谋(字幄奇)、以及广东省财政厅参议梁祖诰(字孝郁)，并进而得到了广东财政厅支持，终于获取了鱼埗的执照，县政府也将四水疍民的渔课户转由景福围户输纳。至此，二十余年的争执终告一段落，本来自乙卯水灾后即转归景福围的七十二鱼埗，最终完全确定为景福围董会所有。
    三、水资源的争夺与疍民的退出
    鉴于乙卯水灾灾情惨重，省政府随即设立救灾公所，香港东华医院各善董成立劝捐会。对于围堤防务最紧要的景福围，则由东华医院拨出15万元，救灾公所拨1万元作为其修基费，其余的由围内各田筹足。由于需费颇巨，景福围总局筹措艰难。特别是沿堤商铺的退出，使围局过去收取的铺屋租金来源切断。于是，围总局将目光瞄向了另一重要的水资源，即西江沿岸的七十二鱼埗。
    原来西江上自梅子汛，下至羚羊峡，一河两岸共有七十二鱼苗埗，是装涝天然鱼苗、禾虫、虾砚等的埠所。清乾隆元年(1736年)，官府将鱼埗赏给高要县迎塘、新江、杨柳、笋洞四水疍民，共疍户两千六百余口装涝鱼苗，藉资生计，名曰“资生”。自此，鱼埗由四水疍民经营。然而，自鱼埗归疍民所有后，纠纷也随之而来。疍民指出：“各生觊觎，妄呈叠渎肇罗道大老爷宪阶，希图计夺皇恩台德赏赐。”乾隆三年(1738年)，四水疍民不得已向地方政府申请“情愿认纳高要县内，有无征壕租银三百一十七两八钱零”。[12](p661-665)然而，此举并未阻止各方对鱼埗的争夺。乾隆六年(1741年)，先是周边的三水县疍民越界霸占土名小洲、都播、银河三埠，接着是各寺庙僧人“藉香灯之名收租”，随后又有岸民苏、谢氏各侵占十四埠。四水疍民只得联合向官府控告。经官府判定，小洲埠在三水界内，归三水疍民装涝。都播、银河则仍由四水疍民管业。寺庙僧人收租属违例，四水疍民作为妥协，愿捐银一百二十两作为岁修学宫、抢修围基、地方公事之用。苏、谢氏则系冒升河税，各埠仍归回疍民。此案终告一段落。不过，自此之后直至民国初期，对七十二鱼埠的争夺却从未终止过，如碑文记载：
    嗣因鱼埗每年须缴鱼课濠租等项，昼民不得不靠岸民担饷。而土豪遂得因缘为奸，串设疍长，欺压疍众。以担饷人为承批人，谬将各鱼埗转批岸上鱼苗各店。年中除鱼课濠租及一切公用外，所有余利，尽归担饷人，及三五土豪中饱。即资生—项，亦归有名无实。因此利益不均，讼端纷起。始则疍民与疍长为难，继且土豪与土豪相夺。先后数十年，控争十数起。[13](p140)
    因担饷人与土豪把持渔利，欺压疍民，导致疍民所得资生有名无实。在水灾发生之时，疍民正与土豪黄章树等互相争执，案情尚在审理之中。
    乙卯水灾后，百废待举，景福围重修正缺巨额经费。而鱼埗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于是围总局找到疍民梁福、彭四，与之协商。对于景福围是如何说服疍民的，至今已不得而知。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是疍民们做出抉择，主动要求将七十二鱼埗捐给景福围的。如碑刻记载：“(鱼埗)向为土豪把持、占据，控诉经年，所有鱼利权悉归该土豪私人所有。拟请化私为公，将全部七十二埗悉数拨归景福围管理批租。”[8](卷二)笔者推测，鱼埗的得来不会如此容易。为什么偏偏是在水灾过后将鱼埗转给景福围呢？估计，一是景福围修围需要新的经费来源；二是恰好疍民们本来纠纷缠身，在旷日持久的官司战中，难保不失去鱼埗。于是围总局对疍民晓以利害，告知只有围总局才有能力从土豪手中夺回鱼埗，并承诺给其资在目前情形下，欲捍护沿江两岸之低地，其可恃之方法，惟有修筑围基而已。”[16](p295)
    由此，水灾之后水事管理的调整也主要是针对堤围。民国初期，政府无力全面承担起大灾过后的社会救助工作，从而促使民间组织——各围的围局、围务公所权力较晚清进一步扩张，负责了修围经费的管理与修堤具体事务。景福围总局将水灾责任完全推给沿岸商铺，导致商人集团被赶出堤围。另一方面，随着疍民被迫将资生的七十二鱼苗埗让渡给围局，标志着疍民群体完全退出了对沿岸水资源的掌控，其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挤缩。高要县的水事管理呈现出新的格局。